◎ 陳擷安
長期以來，「高學歷」幾乎等同於「高競爭力」。在台灣，名校、研究所、博士學位，不只是專業能力的象徵，更是一張進入科技業核心職位的入場券。然而，這套運作多年的邏輯，正隨著AI技術的快速擴散而鬆動。愈來愈多科技公司開始弱化、甚至直接取消學位門檻，轉而強調實作能力、作品集與即戰力。這並非單一企業的用人策略調整，而是高學歷紅利正在系統性縮水的明確訊號。
科技業為何開始鬆綁學位門檻？
這樣的轉變，對台灣社會而言，衝擊的不只是教育選擇，更牽動整個勞動市場與人才制度的重新排序。當「你會不會用AI」開始比「你念哪間學校」更重要，原本以學歷作為篩選工具的制度，勢必面臨重新檢討。
科技公司在招募新人時已不再過度重視學歷，而是更看重經驗和技術。示意圖。（彭博檔案照）
必須先釐清的是，AI並不是讓知識變得不重要，而是讓學歷不再是判斷能力的最佳替代指標。在過去，企業難以即時測試求職者的實際能力，只能透過學歷、學校排名與科系背景，作為「能力推定」的工具。但在生成式AI、低程式門檻工具與即時測試環境普及後，企業更容易直接檢驗「你能不能把事情做出來」。
這種變化，在科技業尤其明顯。寫程式、資料分析、模型調校、產品設計，現在都能透過實際任務快速驗證。相較之下，學位反而顯得間接且成本高昂。當企業能用更低成本、更高準確度評估能力時，學歷自然不再享有過去那樣的溢價。
非名校、非典型背景年輕人 是利多！
表面上看，學位門檻鬆綁，似乎對非名校、非典型背景的年輕人是一大利多。但實際上，這樣的轉變也伴隨新的壓力。當制度不再提供清楚的「升級路線」，年輕人必須更早面對市場競爭，用作品、專案與成果證明自己，而不是依賴學歷保證。這也意味著，教育的角色正在改變。大學與研究所不再是「就業保證機構」，而是必須回到培養能力本身。若教育體系仍停留在證書導向，而非技能導向，學歷貶值的衝擊，反而會集中落在學生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學位門檻的鬆動，並不代表企業可以毫無標準地用人。從勞動法與就業平等的角度來看，企業若改以「能力導向」招募，反而更需要透明、可驗證的評估機制，避免新的隱性歧視出現。例如，過度依賴非正式人脈、社群推薦或模糊標準，可能反而排除弱勢群體。因此，AI時代的人才制度，並不是「去學歷化」這麼簡單，而是從形式門檻轉向實質標準。這對制度設計者而言，是一個必須同步思考公平性與效率的課題。
大學與研究所不再是「就業保證機構」，而是必須回到培養能力本身。（路透檔案照）
面對高學歷紅利消退，台灣真正的風險，不是年輕人念太多書，而是制度轉彎太慢。若教育體系、職訓制度與勞動市場仍各自為政，學位價值下滑只會轉化為更大的不安與焦慮。第一，教育政策需要更積極導入「可轉換能力」導向，讓學生即使不走學術路線，也能在不同階段重返學習體系。第二，企業與政府應合作建立能力認證與技能標準，避免能力評估完全私有化。第三，勞動法制也需正視AI工具在招募與績效評估中的角色，確保透明與可申訴性。
最後必須強調，高學歷紅利的消退，並不等於學習沒有價值，而是代表制度不再替學歷背書一輩子。在AI時代，學習從一次性投資，變成持續性能力更新。這對所有世代而言，都是一場結構性的轉換。真正的挑戰不在於要不要接受這個現實，而在於能否把轉變的成本，從個人身上，重新拉回制度共同承擔。當學位不再是保證書，制度就更有責任，為每一種努力找到合理的位置。
（作者為科技集團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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