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振家
近年詐騙猖獗，政府高舉「強力打詐」大旗，卻在實際執行中屢屢引爆民怨。從銀行無預警凍結帳戶，到補發 SIM 卡被要求先報案，一連串措施不僅未見明顯防詐成效，反而暴露出行政體系在風險治理上的結構性失衡。打詐，正逐漸從公共安全政策，變成一場由正常民眾埋單的行政運動。
先看金融體系。多家銀行在監理壓力下，以「低餘額」、「長期未交易」為指標，大量凍結帳戶，連薪轉戶、交割戶也難以倖免。帳戶遭鎖，提款轉帳全面停擺，民眾只能請假臨櫃說明用途，卻仍無法確保未來不再被凍結。名義上是風險控管，實際上卻以最粗糙的靜態指標，對正常金融行為進行無差別懲罰。
問題不在銀行，而在監理邏輯錯置。真正的詐騙金流，往往具備異常頻率與跨境特性，未必表現在「久未使用」。當主管機關以簡化指標取代實質判斷，銀行自然選擇「寧可錯殺」的自保策略，制度風險也就完整轉嫁給守法民眾。
強化電信門號管理「打詐」惹爭議
通訊治理的風波，更是同一劇本的翻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去年修正公布「電信事業提供電信服務風險管理機制指引」，要求更換或補發 SIM 卡須說明原因並提供證明資料。指引上路後，三大電信同步要求報案證明，引爆民怨。NCC隨即澄清「從未要求一定要報案單」，將責任歸因於業者誤解。
但關鍵不在指引有沒有寫「報案單」，而在於 NCC 從未界定何謂可接受的「證明資料」，也未說清楚由誰判斷其公信力。在標準模糊、責任卻無限上綱的情況下，第一線人員只能採取最保守的作法自保。要求報案證明，並非業者窄化解讀，而是制度設計必然導出的結果。
從銀行到電信，兩起事件呈現高度一致的治理模式：權力集中在上游，風險卻被系統性向下轉嫁。監理機關給方向、不給標準；執行端為避責任，只能層層加嚴；等到民怨失控，再事後澄清、急忙切割。這不是成熟的風險治理，而是官僚免責的制度慣性。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政府對打詐的理解已逐漸偏離焦點。當行政體系把「程序愈嚴＝治理愈好」視為理所當然，政策目標便從防堵犯罪，轉化為降低自身監理風險。文件更多、門檻更高、配合義務更重，卻無法證明防詐成效隨之提升。
詐團仰賴跨境金流、社群操控與科技漏洞
真正的詐騙集團，仰賴的是跨境金流、社群操控與科技漏洞；被大量盤查、刁難的，卻往往只是一般守法民眾。當防詐政策淪為一場要求正常人反覆「證明自己不是壞人」的行政儀式，政府或許換來了文件齊備的安心感，卻親手消耗了制度最珍貴的資產——信任。這種信任一旦流失，再多急轉彎的澄清與說帖，也難以挽回。打詐若無法回到治理理性，最終失控的，恐怕不只是政策，而是公共治理本身的正當性。
（作者為管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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