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錫惠
2024年後的台灣，進入一個極不穩定的權力結構：賴清德當選總統，立法院卻呈現52：8：51的三角分裂，反對陣營實質過半。這不只是「朝小野大」，而是一種足以凍結預算、封殺人事、拖垮施政的結構性封鎖。更關鍵的是，這種內政困局，發生在中國灰色戰爭與軍事壓力持續升高的時刻，台灣等同在半戰時條件下治理國家。
在野黨監督本是天職，但當監督開始傷害國安底線，就從正當監督變質為集體自殘。（資料照）
必須承認，在野黨在選舉中獲得的席次，反映了人民對執政黨的制衡期待，監督本是國會天職；但當監督開始傷害國安底線，就從正當監督變質為集體自殘。若仍期待以善意協商換取合作，現實只會是被拖入無止境的政治消耗。要在這樣的國會結構下真正領導國家，總統必須改採「戰略型總統」路線，而非停留在「協商型總統」的想像。這不只是風格選擇，而是國家能否持續運轉的生存條件。
首先，行政權必須極大化運用。在嚴格恪守法律授權的前提下，透過行政命令、專案預算、跨部會整合與國安體系直轄指揮，確保國防、外交、供應鏈安全與韌性建設不被立法院完全鎖死。當然，任何行政命令的行使都必須接受立法院事後監督與司法院違憲審查，這正是民主分立的精髓，也是行政團隊必須更嚴格自我約束之處。這不是行政權擴張，而是在制度遭惡意癱瘓時，必要的「防衛性治理」。
其次，國會攻防必須社會化。行政部門若只在議場內對抗，永遠處於資訊劣勢。政府必須直接對人民說清楚，哪些關鍵預算被凍結、哪些防衛計畫被阻擋、哪些改革被杯葛，讓抽象的席次比例，轉化為具體的國安風險。同樣的透明原則，也適用於在野黨提出的替代方案；人民有權知道被凍結的預算背後，到底是為了避免浮濫，還是純粹為了阻撓。當壓力真正回流地方社會，阻擋國安的人，才會開始承擔政治成本。
賴清德當選總統，立法院反對陣營實質過半。這是足以凍結預算、封殺人事、拖垮施政的結構性封鎖。（資料照）
第三，國際承諾必須先行。當台灣與美國、日本、歐洲建立具體的防衛合作與供應鏈備援機制，這些合作本身就會轉化為立法院不敢輕易否決的外部約束。這並非要把國會架空，而是把所有政黨拉進更大的責任共同體——當美日歐把台灣視為印太鏈條不可或缺的一環，凍結預算就不再只是國內政黨攻防，而會被盟友視為違反合作承諾，反對黨承擔的將是台灣整體國際信譽的代價。
第四，認知戰必須全面反制。此屆立法院的戰場不只在議事廳，更在媒體、社群與短影音。程序杯葛與資訊扭曲會同步透過網路放大，製造「政府失能」的假象。政府若只用制度語言回應，將永遠落後於輿論節奏，必須建立即時澄清、圖像化說明與快速溝通機制，直接與社會對話，而不是讓攻擊方壟斷敘事權。
真正的困境，不只是面對對立國會，而是同時承受外部威權壓力與內部制度消耗。在野黨當然可以、也應該用最嚴厲的監督逼出更好的政策，但當外部威脅已兵臨城下，國安議題若仍被當成政黨競爭的籌碼，歷史會記下每一個人的名字——不分藍綠。
當領導不再只是協商的藝術，而是承壓的能力，台灣才可能在這場結構性封鎖與外部威脅交織的雙重壓力下，穿過最艱險的治理隧道，繼續向前。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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