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昌益
在民主法治社會裡，國家權力必須有所邊界。其中最不可逾越的，便是公民的身體自主與私領域自由。臺灣在2020年大法官釋字第791號宣告通姦罪違憲，正是以此為核心：刑罰不應成為道德審判的工具，更不該介入成年人之間自主且私密的性行為。這場歷時數十年的法改革，是臺灣在性自主、人權保障與憲政限權上的集體進步。然而，當台灣邁向更自由的社會，同一片亞洲天空下的馬來西亞，卻因近期警方援引殖民時代遺緒的《刑法》377A／377B條「非自然性行為法」，大規模掃蕩同志聚會，再次引爆人權警訊。
台灣廢除通姦罪，是憲政人權的推進，而非道德的崩壞。圖為台灣同志遊行。（資料照）
臺灣通姦罪之所以被宣告違憲，核心理由在於：國家的刑罰權僅能處理「公共危害」，而不能強行規範「私人忠誠」。大法官指出，通姦罪對性自主的侵害不成比例，刑法不該成為維繫婚姻的工具。若婚姻關係破裂，救濟應交由民事機制處理，而非以刑罰羞辱、追捕、甚至監禁個人。通姦罪的存在不僅放大婚姻衝突，也造成國家權力直接介入個人身體，形成對女性特別不利的結構性壓迫。因此，廢除通姦罪是憲政人權的推進，而非道德的崩壞。
反觀馬來西亞。警方依據19世紀英殖民的古老法條突襲私人聚會，雖然從馬國憲法的結構來看並不「違憲」，但卻深刻違反人權普世價值。馬國憲法並未將性傾向列入平等保障，也未建立如臺灣般的「最小侵害」「比例原則」的審查標準，使得國家能以刑罰介入最私密的性行為。其後果不僅是自由的壓縮，更是一種選擇性執法，賦予警方裁量空間，形成對同志社群的制度性污名化。
值得注意的是，馬國並非沒有改革聲音。從非政府組織到年輕世代，皆呼籲廢除殖民法遺毒。然而，宗教政治結構使政府難以推動制度性變革。在此背景下，臺灣的經驗更顯重要：一個社會的成熟，不在於擁有多少刑罰，而在於願意撤回多少過度的國家權力。
馬來西亞警方突襲私人聚會，以刑罰介入最私密的性行為，違反人權普世價值。圖為示意圖。（路透檔案照）
臺灣今天已能公開談論性自主、性傾向，也已意識到刑法不該成為保障婚姻或維護道德的手段。這並非臺灣文化比他國更「開放」，而是憲政民主的自然進程。當一個社會尊重差異，承認每個人擁有自由選擇親密關係的權利時，公民的尊嚴才真正獲得保障。
馬來西亞的清查行動提醒我們：自由不是一旦獲得就永遠存在。台灣的進步是許多代人的努力，而同樣的論辯——「國家是否應介入私人性行為」——依然是全亞洲人權的重要戰場。
臺灣在通姦除罪化後，更應以自身經驗向世界示範：民主的成熟，必須從退出人民的臥室開始。
（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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