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育偉
2025年3月政府隨著兩岸局勢愈趨緊張，拋出修法恢復軍事審判之議題；在野黨則提出「是否同意效法烏克蘭實施軍事戒嚴，恢復軍事審判」公投之提案；烏俄衝突事件發生迄今已3年有餘，確實於近年成為國際法、軍事行動法制、人權議題關注之焦點；但也不禁令人好奇烏克蘭戰時軍法制度之運作，對於適值軍事審判制度恢復的議題再度掀起，其帶來哪些可資借鑑的啟示。
2022年因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隨後向國民頒布戒嚴令。（資料照，圖擷自CNN、路透、美聯社，本報合成）
事實上，烏國與臺灣在歷史發展及軍法制度設計上雖有不同脈絡，但所面臨之挑戰核心相似，即如何在維持軍事紀律及確保審判獨立、公正審判之間拔河，並接受在民主化衝擊及國際人權基準之框架下進行調適？因此，茲以二國軍法制度之轉型進行比較後發現，在制度及組織架構方面，烏國前於1993至2010年設有軍事法院，屬於普通司法體系之一環，但因不符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ECtHR）對審判獨立之要求而遭廢止。
自2014年後，烏國東部武裝衝突升溫，倡議恢復軍事法院，以應對軍紀鬆散及犯罪增加問題，但該國仍有諸多質疑而卻步；相較臺灣於2013年洪仲丘事件後掀起社會反彈，改革凍結常設軍事法院，使平時軍人犯罪移付普通法院審理，皆顯示軍事司法逐步朝向「平民化」（civilianisation）之趨勢。
其次，在審判獨立及公正性方面，烏國與臺灣皆呈現軍事法院預算及行政資源等由國防部提供，導致社會質疑其獨立審判之公正性，歐洲人權法院指出，軍法官不應受制於軍中指揮鏈，此為二國在軍法建置過程中倍受爭議之疑，臺灣迄今依然未解。
2013年義務役士官洪仲丘遭長官虐死案，引爆民間「白衫軍運動」，進而促成「軍事審判法」修法。（資料照）
在審判權歸屬方面，烏國曾思考受制於戰爭環境，審判權範圍除軍人犯軍事犯罪之案件外，擴及非軍人觸犯軍事犯罪之類型（涉及戰時平民就審問題），然此部臺灣更為嚴格，即便非現役軍人於戰時犯軍刑法第2條所列之罪，程序上依然由普通法院審判。
在偵查機制上，烏國軍事檢察機關雖於2012年裁撤，但於2014年恢復，並思考設立軍事警察，受其指揮以強化軍偵量能；臺灣軍法亦多次倡議恢復軍事檢察制度但未果，具軍司法警察身分之憲兵也協助調查軍中案件，形成與民間司法緊密銜接的架構。
綜觀二國經驗，烏國在武力環伺之環境下，仍在「是否恢復軍事法院」間拉鋸，國際人權基準及審判獨立原則迫使改革受到牽制，此點我國亦面臨相同之掙扎，但在軍事檢察體系之復原，烏國進展已提前於我國；近年，政府基於國安需要，主張檢討修正軍事審判法，恢復軍事審判制度，除審判權範圍令人關注外，未來仍然將面臨與烏國相同之審判獨立議題之核心關卡；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民主浪潮下，使人民重拾對軍法制度之信心，更是無可迴避之挑戰。
參考資料來源：Mindia Vashakmadze, ‘Military Justice in Ukraine： A Guidance
Note’ （DCAF： 2018）.
（作者為大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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