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燦
在華盛頓，《華盛頓時報》刊登了余茂春的〈中共「統一台灣」神話的十大謬論〉（余本人譯題）後，北京的反應迅速而激烈。11月2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以罕見的篇幅逐條回擊，指余「惡意攻擊」、「滿紙荒唐」。但若仔細閱讀，就會發現這篇反駁真正展示的，不是台灣問題的「真相」，而是北京敘事體系內部長久存在、卻無法透過宣傳掩蓋的矛盾。對於美國讀者而言，它更像一扇窗口，清楚揭示中共在台灣議題上的焦慮：國際法無法支撐其主張、歷史論述無法自洽，而台灣的民主存在本身，就是對中共政治模式的現實挑戰。
《人民日報》的反駁從一個根本性錯誤出發：它堅持宣稱，「1949 年前台灣主權由中華民國行使，因此1949年PRC成立後自然繼承台灣主權」。這段論述看似連貫，卻違背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區分——國家繼承（state succession）與政權繼承（government succession）並非一回事。一個新的政權代表「誰是中國」，並不等於自動繼承「中華民國所治理的全部領土」。這是國際法的基礎常識。
《人民日報》宣稱，「1949 年前台灣主權由中華民國行使，因此1949年PRC成立後自然繼承台灣主權」。（路透檔案照）
更關鍵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從未在台灣行使過一天治理。而國際法對主權聲索的前提，不是歷史敘事，而是effective control（有效統治）。即便不討論 1951 年《舊金山和約》沒有將台灣「交給任何國家」，單就事實而言，北京從未在台灣落地實施司法、行政、稅制或任何形式的治理，也無法依國際法主張主權。
《人民日報》在反駁中還刻意扭曲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的內容，暗示此決議確認台灣屬於PRC。然而，當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George H. W. Bush 與其後多任美國政府皆明確指出：2758號決議僅決定「誰代表中國」，完全未處理台灣地位問題。也就是說，它既沒有將台灣歸屬 PRC，也沒有確認 PRC 對台灣的主權。
因此，北京的「繼承論」實際上是一種循環論證：
「我們繼承台灣 → 因為台灣屬於我們 → 所以我們繼承台灣。」
這既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現實，只是北京敘事體系內部自我重複的政治邏輯。
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內容，僅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未處理台灣地位問題。（資料照，聯合國官網、法新社，本報合成）
接著，《人民日報》對台灣現代國家意識的否定，進一步暴露了它對當代國家理論的陌生與不安。文章嘲諷余茂春「台灣國家意識源於 1980 年代民主化」的說法，稱這是「荒誕的政治新論」。但在學術世界，這恰恰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現代國家認同並非源自血緣與語言，而來自政治制度與民主參與。
無論是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還是對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新加坡的研究，都表明制度變革常常是國家意識誕生的關鍵時刻。台灣在戒嚴解除、黨禁解禁、總統直選的過程中形成自我主體性，是典型的現代國家政治化路徑。北京拒絕承認這一點，不是因為不了解理論，而是因為民主所帶來的政治合法性，是其無法控制、無法複製、也無法阻止的。
當《人民日報》企圖以國際法反駁余文時，更顯得心虛。它將 2016 年《南海仲裁案》的 PCA 仲裁庭稱為「草台班子」，卻不提中國自己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的簽署國，必須接受該仲裁框架。仲裁中確立的關鍵原則——「歷史權利不能構成現代主權依據」——正是北京不敢面對的核心。因為同理，關於台灣的「歷史敘事」也無法構成主權主張。這類情緒化否認法律程序的方式，可能在中國國內有效，但對熟悉國際條約體系的美國讀者而言，只會進一步暴露北京的邏輯無法在國際環境中站穩腳跟。
《人民日報》將「和平統一」包裝為「大國胸懷」，但 PRC 所謂「和平」從未脫離脅迫前提。《反分裂國家法》公開寫明「必要時將採取非和平方式」，而2022年《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更強調「一國兩制」是唯一方案，不容談判。這種帶有威脅的「和平」，在國際關係文獻中有一個明確的名字：coercive diplomacy（脅迫式外交）。它不是和平，而是一種帶著強制預設的政治安排。
中共國台辦和國務院2022年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明確點出「一國兩制」作為統一台灣的治理方案，且不放棄對台動武。（資料照，擷取自中國國台辦網站）
至於台灣的示範效應，北京在反駁中選擇了用台灣「綠色恐怖」、「政治混亂」的描述來掩蓋民主的成功，而不是討論制度的差異。這種敘事方式的本質不是解釋台灣，而是讓大陸觀眾相信：民主無法運作、華人社會不適合自由，而台灣的一切繁榮與自治，都必須被抹黑以避免「示範效應」的擴散。事實上，台灣在 Freedom House、V-Dem 等國際民主持制指數中的高排名，是北京無法以宣傳掩蓋的制度現實。
至於《人民日報》指控「西方代言人」「虛假宣傳網絡」，則是將自由社會中多元聲音誤讀為「敵對行動」。而學界對中國海外影響力行動的研究，如ASPI、CSIS、German Marshall Fund都是公開、透明、可驗證的資料，跟北京指控的「抹黑造謠」完全不同。
總體而言，北京給余茂春貼上的指控標籤——「荒唐」、「反華」、「惡意」——反而更像中共敘事脆弱性的投射。當一個政權面對外部批評時，無法用事實回應，而只能借由政治標籤與情緒性指控反擊，其真正受損的不是批評者，而是自身的敘事結構。台灣議題之所以在國際社會越來越受到關注，就是因為每一次北京試圖「反駁」，都進一步揭示其敘事與現代國際秩序之間的斷裂。
台灣以94分名列全球自由國度前段班，在亞洲自由度排名第2，僅次日本。（資料照，擷取自「Freedom House」官網）
換言之，《人民日報》的文章並沒有駁倒余文，相反，它讓全球讀者更看清北京對國際法的不安、對現代國家理論的陌生、對民主示範效應的恐懼、以及對自身敘事無法自圓其說的焦慮。台灣問題之所以重大，並非因為地理，而是因為它將威權敘事與國際規則、自由制度之間的張力暴露無遺——而中共越是急切反駁，這一點就越清晰。
（作者為美國華盛頓政策分析員，非營利組織季風書園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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