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澤喬
東京電視台的新聞主播豊島晋作這一段 YouTube 影片，把高市總理整個關於「存立危機事態」說得很清楚，聽懂日文的朋友建議去看。他提的幾個觀點，也是我跟幾位朋友聊到的重點，我們看到高市首相上台後，期待的是能夠有日本的現任閣僚訪台以及台灣的國軍能與美軍以及自衛隊舉行聯合演習。
東京電視台的新聞主播豊島晋作YouTube 影片，把高市首相整個關於「存立危機事態」說得很清楚。（取自豊島晋作YT）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的感想是，日本人都已經有這樣的意識了，台灣卻有很多人還在醉生夢死，看著看著也只能嘆息......................
高市早苗總理在國會上所說的日本「存立危機事態」其實是源自《武力攻擊事態等及び存立危機事態における我が国の平和と独立並びに国及び国民の安全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這部法律的定義。當「與日本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進而威脅日本的存立，使國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有被從根本顛覆的明確危險時，政府即可認定進入「存立危機事態」，並啟動「防衛出動」，行使集體自衛權。換句話說，即便日本本土沒有遭到直接攻擊，自衛隊仍可以在此情況下出兵支援遭到攻擊的盟友（同盟國或是同志國）。
從實際安全環境來看，台灣若遭中國武力進犯，情勢極有可能迅速升級為牽動日本安危的戰場。（取自豊島晋作YT）
台灣若遭中侵犯將牽動日本安危 攸關國家存亡
從實際安全環境來看，台灣若遭中國武力進犯，情勢極有可能迅速升級為牽動日本安危的戰場。首先，美軍極可能前來協防台灣，而美國是與日本擁有安保條約的密切盟友，一旦美軍在西太平洋作戰時遭受攻擊，法律上最直接的想定，就是將其納入「存立危機事態」的範圍。其次，台灣距離日本與那國島僅約一百多公里，海空戰鬥極可能波及先島諸島，對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構成實際威脅。再加上日本對外貿易與能源補給高度仰賴海上運輸，一旦台海航道遭到封鎖，日本經濟命脈將被掐住，國民生活勢必受到嚴重衝擊，這些都會被視為攸關國家存亡的因素。
更深一層的憂慮在於長期安全環境的惡化。如果台灣最終被北京控制，日本南側廣大海域將實質落入中國勢力範圍，自衛隊在西南方向的活動空間和防衛縱深將被大幅壓縮，整體防衛戰略不得不重新設計。對東京而言，台灣不只是「鄰近地區的緊張」問題，而是未來數十年戰略版圖的關鍵拼圖。
高市首相被推向風口浪尖，除了觸及戰略敏感紅線，還因為她在法律與政治語境上踩到了幾個長期迴避的灰色地帶。（法新社檔案照）
高市在法律與政治語境上 觸碰長期迴避灰色地帶
高市首相之所以被推向風口浪尖，除了觸及戰略敏感紅線，還因為她在法律與政治語境上踩到了幾個長期迴避的灰色地帶。最核心的爭議之一，是日本是否能在法律上將台灣視為「他國」。日本政府基於《舊金山和約》，早已放棄對台灣的一切權利，並採取「不作獨自法律認定」的立場，刻意維持某種模糊；但 2015 年時，時任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國會曾表示「他國」也可以包括未承認國家或分裂國家，為將台灣納入相關適用範圍保留了解釋空間。高市的答辯，等於把這種原本只在專家圈流傳的共識，用政治領袖的聲音公開說出來。
在日本國內，針對她的發言，批評大致分成三種方向。第一種是認為她「亮出底牌」，失去嚇阻效果。持這種看法的人主張，國家安保政策應該維持戰略模糊，讓對手無法精準預測紅線位置。然而，從安全專家的角度來看，高市所說的情境推演並非機密，而是只要熟悉日本安保法制與美日同盟架構的人，都能做出的基本推論。明確表示「在某些情況下，日本可能把台灣有事視作存立危機」，反而可能提高北京在決策時的風險評估成本，讓對方更謹慎計算冒進的代價。
第二種批評則指向「中國的激烈反應，正證明這番發言不當」。這類說法背後的邏輯，是以中國的情緒反應作為衡量日本外交安保政策是否成功的標準。但如果東京因為擔心北京生氣就主動收回發言，等於承認日本的安全政策要由中國共產黨審核。從嚇阻與長期博弈的角度來看，屈服於中國的恫嚇，只會強化對方「施壓有效」的印象，鼓勵日後在更多議題上加大脅迫力道，反而使戰爭風險升高。高市拒絕撤回發言，在這個脈絡下，被支持者視為維持國家決策自主性的必要堅持。
高市首相明確「存立危機事態」，在日本國內有3種批評說法。（取自豊島晋作YT）第三種批評則顯得更現實也更嚴厲：既然可以預見中國會做出強烈反彈，甚至可能訴諸經濟報復，那首相在發言前就有責任衡量成本與後果。尤其是這番答辯發生的時間點，恰好在與習近平會談不久之後，對北京而言，可能被解讀為「剛握完手就翻臉」。從外交儀節與經濟利益的立場看，反對者認為高市在用詞與舉例上缺乏足夠謹慎，也因此她事後在國會上表示，對於「具體舉出特定案例」一事有所反省，承認在公開場合說得過於具體，確實值得檢討。
日本3種批評聲音 凸顯處理台灣相關議題的兩難
這三種批判交織在一起，凸顯出日本在處理台灣相關議題時的兩難：一方面不能讓北京覺得東京會被嚇阻外交牽著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對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亦是重要市場的現實壓力。高市總理的答辯，相當程度上把這種長期被包裝在禮貌語言之下的矛盾，赤裸裸地攤開在輿論面前。
高市風波真正讓人不安的地方，在於它暴露出一種「零容忍」的危險氛圍：只要政治人物在台灣安全問題上說得稍微具體一點，就可能立刻觸發外交風暴與國內輿論海嘯。這種高度敏感的環境，使得許多本來應該冷靜籌劃的實務工作，反而被擠壓到檯面下，甚至乾脆停擺。
日本對台灣有事的實際應變準備 嚴重落後
最具體的例子，就是日本對台灣有事的實際應變準備嚴重落後。明明東京一再強調「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但真正關乎國民安全的僑民疏散計畫，至今仍然付之闕如。如何在戰事逼近前，安全、有秩序地從台灣撤離日本國民？與美軍、台灣方面以及周邊國家之間要如何協調航線、港口與機場使用？相關的細節準則、實兵演練與跨部門協作機制，外界幾乎看不到清楚輪廓。
同樣令人憂心的，是日本政府尚未就台灣有事舉行過任何閣僚級、也就是最高層級參與的官方或非官方演習。對照軍事專家與美方官員多次提醒的「2027年問題」，前美軍印太司令戴維森警告，中國可能在2027年前具備全面侵台能力。這樣的準備落差顯得更加刺眼。2027年同時又是解放軍建軍一百周年與北京內部權力節點的象徵年份，雖然這並不代表戰爭一定會在該年爆發，但在戰略思維上，卻普遍被視為「機會之窗」可能被打開的時間段。
前美軍印太司令戴維森警告，中國可能在2027年前具備全面侵台能力。（美聯社檔案照）
在這種時間壓力逐漸逼近的情況下，日本卻因為過度在意「會不會被說成是在煽動戰爭」而不敢正面討論必要的防衛準備。政治人物擔心一旦談得具體，就會被反對派貼上「好戰」、「破壞日中關係」的標籤；官僚系統也傾向保持低調，以免捲入輿論風波。結果是，國會上的討論停留在抽象口號與原則宣示，真正關乎生死存亡的實務作業卻被擱置。
日本政治人物怕被貼好戰標籤 保持低調
這種「思考停止」狀態，不只削弱了日本自身的安全，更對台灣海峽的嚇阻穩定造成負面影響。因為北京也在觀察，一旦發現日本對台灣有事只有口頭上的關切、卻缺乏實質應變能力，就更可能低估東京介入的決心與速度，從而增加誤判、升高衝突風險。對美國與區域盟友來說，日本是否能在危機爆發前做好充分準備，也正是整體嚇阻架構能否站穩的關鍵一環。
圍繞高市發言的爭論，也把日本國內政治的矛盾清楚放大。這場國會質詢原本是由立憲民主黨的岡田克也主導，他的出發點在於要求政府就「存立危機事態」做出更明確界定，以防止行政部門在未來有過大的裁量空間。但同一個政黨的前首相野田佳彥，卻批評高市的具體回答是對歷來「戰略模糊」傳統的背離，認為首相應該用「將作綜合判斷」這類模糊外交話語帶過就好。
一個黨內同時存在要求明確化與堅持模糊化的聲音，暴露出在外交與安保路線上尚未形成穩定共識。執政一方則面臨另一種張力：高市身為在安保議題上極具專業背景的政治人物，她在國會上採取的是「認真回答問題」的風格，甚至不避諱使用「戰艦」這類較直白的詞彙。這種直球對決式的答辯固然展現出專業自信，卻也使她更容易成為政治攻防與外交衝突的靶心，某種程度上是專業知識在政治現場轉化為風險的典型案例。
日本未來的關鍵課題，不只是技術上如何強化自衛隊戰力，或是如何調整法制以更順暢地行使集體自衛權。（取自防衛省海上自衛隊臉書）
日本未來關鍵課題 能否順暢地行使集體自衛權
更根本的困難在於，日本社會尚未真正準備好面對「為了避免戰爭，必須談論如何準備打仗」這個悖論。只要政府強調加強防衛、提升與美國以及區域夥伴的聯合作戰能力，就容易被輿論批評為「拉高軍事對抗」、「刺激中國」。但如果完全迴避這些討論，又會在實務上讓日本在面對台灣有事時毫無底氣，削弱嚇阻力，增加戰爭真正爆發的機率。
日本未來數年至數十年的關鍵課題，不只是技術上如何強化自衛隊戰力，或是如何調整法制以更順暢地行使集體自衛權，更在於能否建立一種成熟而冷靜的公共討論文化。當台灣海峽局勢與美中競逐持續成為二十一世紀東亞秩序的核心，東京若想真正「防止戰爭」，就必須在國內打造一個可以坦然討論最壞情境、卻不被輕易扣上「好戰」標籤的政治空間。
（作者為東亞政經觀察家）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Joel來談日本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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