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蕭錫惠
前陸軍退役中將高安國被中共吸收充當共諜，危害我國國家安全，高院依法判刑七年六月；高檢署立即提起上訴，主張應判十年以上重刑。（資料照）
陸軍退役中將高安國案，是台灣史上層級最高、危害最深的共諜滲透事件之一。高安國不僅接受中共指揮，還草擬「反獨促統聯軍」與「永福計畫」，企圖在解放軍封鎖台灣時擔任島內「內應」，攻擊政府機關、成立臨時政權、配合侵略。這已不是理念或言論，而是協助敵國發動戰爭的具體行為。
日前，高等法院以「發展未遂」為理由，僅判七年六月。高檢署立即提起上訴，主張應判十年以上重刑，並指摘高院判決違背法令。高檢的上訴，正凸顯台灣司法體系內部對「國安犯罪應否加重」的重大分歧，也提醒社會：我們是否已準備好用法律捍衛國家安全？
高安國自2023年起多次赴中，與中共黨政軍人員直接會面，接受指示與金援，並企圖吸收現役軍人、建立「戰時內應網絡」。依《國安法》第2、3條，只要「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並受其指揮，即屬重罪，無須等到行動成功。叛國的本質在於意圖與行為本身，而非是否「成功完成任務」。然而，一審與二審的量刑邏輯卻仍停留在傳統刑法思維，忽略滲透戰的破壞力在「未發生前」就已形成。
在現代的灰色地帶戰與間接侵略中，準備行為即足以造成國家重大危險。美國、英國、以色列對軍人間諜皆採極重刑，甚至無假釋制度。原因很簡單：一次成功滲透，就足以摧毀防線。因此，高檢署要求十年以上重刑，並非求嚴，而是求「國家最低限度的自保」。
更重要的是，高安國等人收受中共金援卻未併以貪污罪論處，這是本案更大的缺口。對享退俸、具特權身分的退役高階軍官而言，這不是思想偏差，而是以利益交換忠誠。《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之 1 明定，利用公務員或特定身分接受他國利益而影響國家行為者，可論以貪污。高安國案本質上應是三罪併罰：叛國（危害主權）、貪污（收受敵國利益）、國安法（為大陸地區發展組織）。唯有如此，量刑才足以反映其危害程度。
高檢的上訴，讓此案不再只是個別司法爭議，而成為台灣能否建立「國安司法底線」的關鍵時刻。此案未來的二審，甚至最高法院判決，都將可能成為台灣第一個「標竿級叛國判例」，決定未來所有共諜案的標準。
高安國案未來的二審，甚至最高法院判決，都將可能成為台灣第一個「標竿級叛國判例」。（資料照）
更深層的問題是「制度」。高安國義子侯紹康自2019年起為金錢吸收成員、接觸現役軍人，顯示中共不僅滲透退役軍官，更透過論壇、工作、社團全面布局。台灣至今仍缺乏退役軍官赴中審查、金流監理、敏感單位後續管制，以及國安法與貪污法間的防諜整合。高檢上訴，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問題是制度必須跟上。
面對極權滲透，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寬容的司法，而是更清楚的原則：
1. 與中共合作即屬重罪，不得以未遂輕判。
2. 凡涉及金流，一律併以貪污罪從重量刑。
3. 退役高階軍官叛國，應視同現役重判。
4. 最高法院應建立可預期的國安判例，形成制度性嚇阻。
高安國是中將，握有軍機、享有榮譽，本應對國家負最高忠誠義務。但當他選擇為中共做事、接受金錢、圖謀在戰時背叛國家，他就喪失一切身分上的庇護，理應承受最嚴厲的法律後果。
沒有任何民主國家能容忍「用錢買來的忠誠」。叛國者必須重判；收錢者更應加判。這不是仇恨，而是台灣在極權威脅下最低限度的自我防衛。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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