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開講》「白人」如何煉成? 台灣的族群反思

◎ 陳擷安

美國公視紀錄片《美國白人史》,是一部音樂動畫系列片,致力於講述各種不同的故事,紀錄美國種族關係的形成過程。(圖擷取自美國公視網站)美國公視紀錄片《美國白人史》,是一部音樂動畫系列片,致力於講述各種不同的故事,紀錄美國種族關係的形成過程。(圖擷取自美國公視網站)

美國公視(PBS)近日一部探討「白人(Whiteness)概念如何被建構的紀錄片《美國白人史》(History of White People in America),再次揭開了美國歷史上最為敏感的瘡疤。這部紀錄片的核心,並非探討膚色,而是剖析「白人」一詞如何從一個模糊的描述,演變為一個具有法律、政治與經濟特權的「社會階級」。

為了說明這個概念的殘酷性,影片介紹了兩位非白人女性的辛酸史:一位是為了反抗家庭被迫拆散,而從高樓窗戶縱身跳下的非裔奴隸安·威廉斯(Ann Williams);另一位,則是十九世紀被當作「東方展覽品」巡迴演出,最終遭拋棄的華裔少女梅阿芳(Afong Moy)。

這段看似屬於美國的黑暗過往,實則是一面映照全人類的鏡子。對同樣建立在複雜族群遷徙、殖民歷史與身份認同拉扯之上的台灣而言,這場關於「誰有資格成為人」的討論,不僅是歷史借鑑,更是對我們當下社會包容性的嚴厲拷問。

紀錄片的核心在於「白人」並非一個與生俱來的生物學事實,而是一個被精心「製造」出來的政治發明。在美國建國初期,為了鞏固權力與合理化土地掠奪及奴隸制度,統治階級必須創造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區分「誰有權利」與「誰沒有權利」。於是,「白人」這個概念應運而生,它成了一張「特權俱樂部」的入場券。歷史上,諸如愛爾蘭裔、義大利裔、甚至猶太裔移民,都曾一度被排除在「白人」的窄門之外,他們必須經過數代的掙扎、同化、乃至對「更低階」族群(如非裔)的共同壓迫,才得以「漂白」身份,擠入這個特權階級。因此,「白人」的本質,從來不是關於血統,而是關於「權力」的分配;它是用來決定誰能擁有土地、誰能投票、誰能被法律承認為「完整的人」,而誰又只能淪為「財產」的分類工具。

美國建國初期,為鞏固權力與合理化土地掠奪及奴隸制度,統治階級必須創造出一條清晰的權利界線。於是,「白人」這個概念應運而生。(美聯社檔案照)美國建國初期,為鞏固權力與合理化土地掠奪及奴隸制度,統治階級必須創造出一條清晰的權利界線。於是,「白人」這個概念應運而生。(美聯社檔案照)

安·威廉斯與梅阿芳的悲劇,正是這套分類工具運作下的必然產物。她們是「非白人」身份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安·威廉斯的故事,是勞動力的極致「物化」。在奴隸制度的法律框架下,她並非「母親」,而僅是「可生育的財產」;她的孩子,亦非「家屬」,而是其主人的「資產」。當她的家庭因「資產轉移」而將被拆散時,她所能做出的最後反抗,便是毀掉這件「財產」——她自己。梅阿芳的遭遇,則是另一種型態的「物化」:文化的「奇觀化」。她被從中國運到美國,不是為了勞動,而是為了「展覽」。她被包裝成一個「東方娃娃」,滿足西方社會對異國情調的窺探慾與優越感。然而,當新鮮感褪去,這個「展覽品」也就失去了價值,最終的拋棄是如此理所當然。這兩位女性,一人被剝奪了作為「人」的權利,一人被剝奪了作為「個體」的尊嚴,她們的犧牲,都只是為了鞏固另一群人作為「正常」與「優越」的身份地位。

這面美國的歷史之鏡,對照台灣的土地上,其折射出的影像同樣令人警醒。台灣社會高舉多元、民主、平權的旗幟,並在全球舞台上,奮力抵抗著來自對岸的、試圖抹煞我們主體性的強權敘事。然而,當我們如此迫切地要求世界承認「台灣人」的獨特身份時,我們是否也在自己的島嶼內部,無意識地複製著另一套「分類遊戲」?我們如何看待社會中那些「非我族類」的群體?當我們討論著「白人」如何被建構時,我們是否也在建構一個更狹隘的「台灣人」定義?當代的安·威廉斯,是否正體現在那些被我們系統性剝削、其家庭團聚權利被漠視的東南亞移工身上?當代的梅阿芳,是否正體現在那些被我們貼上標籤、帶著異樣眼光看待、甚至面臨歧視性待遇的東南亞新住民配偶身上?我們對移工的「工具化」使用,以及對新住民的「差異化」對待,其背後的社會邏輯,與當年建構「白人」優越性的邏輯,又有多大區別?

透過《美國白人史》這部紀錄片,台灣人能思考的是,安·威廉斯的情況是否體現於當代那些被我們系統性剝削的移工身上;移工示意圖,非文中當事人。(資料照)透過《美國白人史》這部紀錄片,台灣人能思考的是,安·威廉斯的情況是否體現於當代那些被我們系統性剝削的移工身上;移工示意圖,非文中當事人。(資料照)

美國公視的這堂歷史課,最終的課題是自我反思。一個成熟的社會,不在於其歷史上是否曾犯過錯,而在於其是否有勇氣面對錯誤,並在當下停止複製同樣的壓迫結構。台灣若要真正建立一個值得驕傲的共同體,我們所追求的,就不應只是建立一個「排他性」的身份認同,而是必須建立一個「包容性」的公民社會。安·威廉斯的反抗與梅阿芳的悲劇,是對所有掌權者的永恆警示:任何一個建立在「物化」他人、剝奪他人尊嚴之上的身份認同,無論其包裝得多麼高尚,最終都將在人性的法庭上被判有罪。台灣在追求國際尊嚴的同時,更須以同等的力氣,確保在我們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不再需要為了證明自己是「人」而付出血淚的代價。

(作者為科技集團法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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