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澤喬
日本野生動物每年造成的農損金額。（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
今年（2025）日本熊害特別嚴重，也有人主張乾脆把熊群全都轟掉不就完事？事情其實沒有那麼簡單，日本三大野生動物問題，熊、山豬以及野鹿，其中危害最嚴重的是其實是山豬以及野鹿。
許多保育行動出發點單純：移除一個威脅、補上一個齒輪，生態就會回到正軌。然而自然不是機械，而是「複雜適應系統」。在這樣的系統裡，交互作用呈現非線性，微小擾動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若仍以「做A就得B」的還原式思維介入，往往導致「反效果」與「意料之外的後果」反覆上演。
更麻煩的是，這些介入發生在加速的生物多樣性流失背景下：人類這個「前所未見的全球超級掠食者」擾亂食物網、侵入棲地，卻又試圖用同樣的自上而下控制邏輯修補破洞，結果常常把裂紋拉得更大。
2025年，日本熊襲事件頻傳，已有十幾人死於熊襲；示意圖。（路透檔案照）
食物網絡不是物種清單，而是關係交織複雜的大網；其穩定仰賴物種之間的互動。當關鍵節點被加入或移除，影響會沿著營養級「串連」傳遞，這就是營養級連鎖。最知名的例子是1995年灰狼重返黃石公園：掠食壓力降低了麋鹿數量，植群回復，河狸與鳴禽也隨之回來，成為「上而下」調節的典範。
然而，這段成功敘述也強化了一種過度簡化的管理想像，「加／減一個物種，就能修好整個系統」。它忽略了「湧現性」：整體行為超越部件加總；只盯著單一物種，等於把網絡的關鍵關聯遮蔽起來，為後續失誤埋下伏筆。要理解為何簡單處方會出錯，得走進那些讓人不安、卻發人深省的案例。
1955年，為壓制農業害蟲「非洲大蝸牛」，人為引進肉食性的玫瑰狼蜒蝸牛作為天敵。可惜它是「雜食型」掠食者，幾乎不理標的，反而把獵食壓力傾瀉在缺乏防禦的當地陸生樹蝸牛身上，導致多種特有種在野外滅絕；全球自1500年以來的軟體動物滅絕事件中，估計有三分之一與這次引入有關。諷刺的是，這個「工具」如今本身被列為全球百大最糟入侵種之一。
1955年，為壓制農業害蟲「非洲大蝸牛」，人為引進肉食性的玫瑰狼蜒蝸牛作為天敵；示意圖。（資料照）
這座世界遺產島嶼先在1985-2000年清除野貓，以保護受掠食威脅的海鳥。野貓最後在2000年被完全清除，但被壓制的外來兔族群隨即「中型掠食者釋放」般爆量，啃蝕植被、引發嚴重侵蝕，島嶼生態幾乎崩塌。為修補這個新災情，2007-2014年啟動全島大規模空投毒餌，試圖一口氣移除兔、鼠與小鼠。行動雖宣稱成功，也帶來「二次中毒」的側傷：棕賊鷗吃了帶毒屍體而大幅下滑，部分監測樣區繁殖對數幾近腰斬，短期內缺乏明顯回升跡象。
這說明「復原」有時只是幻影：每次介入都打造一個前所未見的新系統狀態，迫使下一輪更大規模的介入接力。
還有就是澳洲布德里自2003年長期投餌抑制紅狐，直接目標達成。狐群數量明顯減少；但研究者卻目睹多種本地哺乳類在控狐期間反而崩跌，甚至連完全棲樹（不屬狐狸典型獵物）的具脆弱等級大狐猴與環尾負鼠也告局部滅絕。主導解釋是「隱蔽連鎖」：抑制狐狸也讓較大型植食者（如短尾負鼠、沼澤沙袋鼠）獲得「競爭釋放」，族群擴張、過度啃食，改變植被結構，進而讓仰賴特定林冠條件的樹棲小型哺乳類走向崩潰。這條看不見的鏈：狐狸 → 大型植食者 → 植被 → 樹棲小獸，正是管理模型忽略的多步互作，卻決定了成敗。
這三個案例把「單一物種」鏡頭的盲點講得很白：當我們把管理對準「一個明顯環節」，真正的系統反應往往從旁路滲出、在背面湧現，最後反噬初衷。
要走出保育悖論，方法不是更用力地「控制」，而是換一副鏡頭與流程。以生態系為本的管理：改以整體為對象，納入過程、功能、服務與人類活動，讓管理從單點拉成網絡。在漁業上，生態系本位的作法已嘗試從單一漁獲配額，轉向同時管控營養連結、環境因子與混獲風險。這一路徑並非萬靈丹，短期成本與治理複雜度很高，但它至少把「真正會動的齒輪」放進框架裡。
在漁業上，生態系本位的作法已嘗試從單一漁獲配額，轉向同時管控營養連結、環境因子與混獲風險；示意圖。（路透檔案照）
真正的轉變不是名詞，而是態度，從「我能控制自然」轉為「我得先聽系統說話」。當我們承認模型有限、偏誤常在，並把人看作社會—生態耦合系統的一部分時，才可能在複雜之中找到與自然協作的節奏。如果沿用20世紀那套以物種為中心、線性化的處方，人類的保育思考確實存在「先天限制」；但這不是人眼的缺陷，而是鏡片選錯了。換上以系統為本的哲學、以重野化為策略、以適應型管理為流程，我們就能把「意外」的幅度縮小，把「風險」的可見度放大，從追逐確定性的幻覺，轉向以謙卑引導轉型的長路。
（作者為東亞政經觀察家）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Joel來談日本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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