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明輝
在十月二十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屆四中全會，表面上是研究「十五五」規劃建議，繪製2026年至2030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藍圖。但實際卻是權力與制度維穩並行的政治總動員。這場破例提早審議五年規劃的全會，代表中共在危機重重環境中，進行政權維穩與國家戰略重整。此次全會，究竟是以「發展」為名行「穩權」之實，還是確立新成長動能？台灣與國際社會必須清楚辨析。
中共「四中全會」記者會，發布會議中開除14名高官黨籍，9人是軍方將領。（路透檔案照）
首先，將原本屬於五中全會職責的《十五五》規劃提前列入四中全會，不僅反映習近平對中國經濟危機的焦慮，更凸顯其將規劃工具化、政治化的治理風格。中國經濟當前面臨前所未有結構性壓力，房地產崩跌、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地方債務深不見底、出口與內需同步疲弱、面臨美國157%高關稅報復壓力。面對這些現實，習政權選擇的不是大刀闊斧市場改革，而是以強化黨的全面領導與技術自立作為突破口。這種治理策略的核心不在於市場化轉型，而是建立「可控經濟」。國家是資源配置主體，發展路線由上而下指定，並以五年規劃為工具，塑造未來。
《十五五》規劃預期將以習近平的「新質生產力」概念及全要素生產率（TFP）提升為核心，顯示北京已不再滿足於「中國製造」，企圖越級進入「中國創造」新階段。從半導體、AI、再生能源到生物科技，國家將投注巨大資源推進技術突破。然而，問題在於高科技發展的經濟土壤正處於枯竭邊緣。當家庭資產因房市暴跌而受損，當地方政府無力擴張支出時，創新驅動將失去社會活力支撐。中國試圖在下行經濟週期提高生產力，無疑是逆水行舟的豪賭。
中共四中全會10月23日在北京閉幕，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美聯社檔案照）
在政治層面，四中全會前的大規模清洗無疑是本次會議的另一焦點。從外交部長秦剛、國防部長李尚福，到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副主任何宏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副主任王秀斌、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陸軍政委秦樹桐、海軍政委袁華智、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武警部隊司令員王春寧等九人都被立案調查。這不是單純的反腐行動，而是制度性政治整肅。習近平藉清洗建構絕對忠誠「新核心班底」，同時也對過去十年「自己人失控」現象進行反制。此舉固然短期內可穩住領導權威，但代價是中高層官僚瀰漫寒蟬效應，體制創新動能萎縮。權力愈集中，體系愈僵化，形成威權體制的宿命。
中國火箭軍去（2024）年9月朝太平洋海域試射洲際彈道飛彈訓練彈的瞬間。（法新社檔案照）
這場政治清洗與《十五五》規劃審議並置，傳遞訊號極為明確。在習近平治理下，穩定與安全高於發展與效率。即便《十五五》仍提及就業、民生、消費等議題，但可預見的政策傾斜仍將聚焦於產業政策、供應鏈安全、科技主權與戰略韌性，反映出對美中脫鉤、地緣風險與體制信心危機的全面回應。這種「發展即維穩」治理邏輯，對台灣而言具有高度警示意義。首先，北京未來幾年勢必持續強化對科技與軍工體系投入，台灣作為半導體重鎮及地緣熱點，戰略價值將被進一步放大。其次，四中全會的人事震盪與接班布局未定，暗示中共體制進入高壓但不確定權力過渡期。在此背景下，對台統戰政策的調整，將更具不可預測性。若內部困局加劇，對外轉移壓力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政府國安部門需持續關注中共火箭軍與北京武警部隊動態部署。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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