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郁賢
身為一位母親，我必須直言，高鐵「寧靜車廂」是一場名為「安靜」的隔離，它赤裸裸地揭示了台灣社會最虛偽的「厚道」。
高鐵「寧靜車廂」揭示了台灣社會欺善怕惡的「厚道」。（資料照）
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思想框架下，公共領域（Public Realm）的本質在於多元性（Plurality）——容納各種獨特聲音、行動與生命狀態的交會處。然而，這項政策將孩子及其照顧者——社會中無法自控的「誕生性」（Natality）展現者的「聲音」排除，實質上是將他們趕出了鄂蘭所稱的「行動空間」，剝奪了他們參與和發展的權利，與《兒童權利公約》完全背道而馳。
這種對幼小生命的排斥，不過是「選擇性道德批判」的縮影，我們不敢面對那些手機公放、大聲喧嘩的成人，我們的「厚道」是欺善怕惡。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育兒者（主要為女性）、孩子、以及老人等缺乏權力的群體，往往被要求在公共空間中「自我隱形」。
當嬰幼兒因飢餓、不適等維持生命的「勞動」本能而哭鬧時，社會選擇無視有能力自控的成人噪音，卻熱衷於公審我們，將對「流氓」得不到的憤怒，轉向最無助的群體尋求道德優越感，這就是極端的道德雙重標準。
強烈反對增設「親子車廂」，因為在缺乏包容的集體認知下，這只會演變成將父母與孩子「關起來」的「道德隔離牆」，標籤化我們為「有問題的、吵鬧的」。這是對社會多元性的系統性歧視。
在社會缺乏包容的集體認知下，設立親子車廂只會演變成將父母與孩子「關起來」的「道德隔離牆」；示意圖。（資料照）
厭童情緒是一種共感缺損，它污名化了生命最初、最原始的表達。如果一個社會，連孩子正常的哭笑聲都無法容忍，它失去的不僅是片刻的「寧靜」，更是難能可貴的「社會溫度」。
高鐵公司採取的「舉牌」措施，無疑是爭議的，也趁機可以反思這場政策的訴求，是否讓缺乏公德的成人依然全身而退，卻讓帶孩子的父母揹上道德壓力？成熟社會的標誌是善意與支持，請停止將我們家的孩子視為公共空間的「入侵者」，而是將他們視為社會的「未來成員」，唯有我們願意提供友善的環境與理解，接納生命的不完美與本能，少子化問題才有真正被解決的可能。
（作者為雲林縣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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