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饒瑞正
中國商務部10月14日宣布，對南韓造船企業韓華海洋（Hanwha Ocean Co.）旗下五家美國企業施加限制，並啟動《301條款》反制調查。此舉不僅反映中美貿易摩擦的延伸，更標誌全球航運與造船產業的「法制化報復」時代正式開啟。
中國商務部於10月14日宣布，對南韓韓華海洋株式會社5家美國子公司採取反制措施，圖為韓國總統李在明今年8月參觀位於費城韓造船廠時鼓掌致意。（歐新社檔案照）
在國際法層面，中、美雙方的行動都充滿法律爭議。美國依《貿易法》第301條限制中國造船及航運企業，屬單邊貿易制裁；中國則以對等措施禁止國內機構與被制裁美企交易。這類互動違背《世界貿易組織》（WTO）「最惠國待遇」與「市場准入」原則，也挑戰《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對港口服務自由化的保障。雙方以「國家安全」為名行經濟報復之實，已使多邊貿易法體制進一步邊緣化。
若從海洋法角度觀察，中國的限制措施將影響外國船舶的停靠、維修與代理權，涉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第125條「海上航行自由」與第211條「防止污染管制」的適用界線。當一國以安全與主權理由限制他國航運企業時，國際海運秩序將出現破裂化趨勢，港口管制權與航運自由之間的平衡亦更難維持。
對台灣而言，這場「海上貿易戰」帶來雙重影響。短期內，中、美航運企業受限可能使部分貨流轉向中立港口，如高雄，提升台灣在轉運與修造船市場的能見度。然而，長期風險更為複雜。台灣企業若承攬中、美雙方的船舶建造、維修、保險或代理業務，可能被要求進行額外的出口審查、金融適法與風險揭露。若未即時調整契約條件，恐遭捲入次級制裁或保險拒賠爭議。
美國與中國於10月14日起開始對航運公司徵收港口費。（歐新社檔案照）
因此，台灣在因應上宜採取「法律防禦」政策。首先，政府可建立跨部會「國際航運法制監測平臺」，即時追蹤中、美及他國的航運限制與貿易措施，提供業界風險預警。其次，應強化港口中立化與法制透明度，讓外國船公司能以台灣港埠作為政治風險避險地。此外，交通部與海委會可推動「國際航運法遵指引」，協助國內船廠與航運公司釐清法律責任界線。
整體而言，中、美航運報復升級已不僅是經濟對抗，更是國際法規範與供應鏈治理的權力角逐。台灣若能在法制與政策上積極布局，而能避險並維護我國對外貿易與國安之海上生命線。
（作者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律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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