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英
中共近日從北京、上海到湖南、福建，多地密集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成為2025年下半年最受基層矚目的政策訊號。北京將月最低工資由人民幣（以下幣制同）2420元調整為2540元，上海甚至調高至2740元，看似是對通貨膨脹與生活成本上升的即時回應，卻也不免讓人反思：最低工資制度，是否正逐漸失去它應有的保障功能？
最低工資，原本是社會安全網的底線設計，用以保障基層勞工在提供正常勞動的情況下，獲得最基本生活的可能。然而，當房租與物價上揚速度遠遠超過工資調整的幅度，這條「底線」就如同在洶湧洪水中被拉扯的安全繩，只能象徵性地維持「制度存在」，卻難以真正支撐勞工的生活尊嚴。
中國近日從北京、上海到湖南、福建，多地密集的上調最低工資標準。（法新社檔案照）
各省雖有不同區間的設計，如湖南分為1800元、2000元、2200元三檔，福建則維持四檔設計，卻在本質上暴露出一個共通問題：制度制定者將「最低工資」視為一種靜態補償，而非動態的生活成本反映。試問，在一線城市月租動輒3000元起跳的今日，一個人如何以2500元維持基本生存？在三線地區，一日三餐、子女教育、養老壓力是否就能因為「物價較低」而輕鬆許多？
更令人憂心的是，最低工資的設計彷彿預設「工人只能靠自己」，社會保障卻仍交由個人來背負。例如，在福建、湖南等地，最低工資已含「個人應繳社保」，這代表實際可支配金額進一步壓縮。在不計入住房補貼、交通津貼等「另行支付項目」之後，許多基層勞工領到手的數字，離溫飽仍遙不可及。
當政策公告一字一句強調「不包含延長工時工資、中夜班津貼」時，似乎忘了那一群每天為了達標準工資而疲於奔命的夜班勞工。他們的「正常勞動」早已涵蓋了超時、輪班與危險環境，只是被制度定義排除在「最低工資的保護範圍」之外。
平台工人、零工經濟參與者、外賣員與快遞員等職業，多數未被納入固定工資體系，示意圖。（彭博檔案照）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制度仍難以解決非典型勞動者的保障困境。平台工人、零工經濟參與者、外賣員與快遞員，多數未被納入固定工資體系，其收入彈性極高卻也極不穩定。當最低工資的保障尚且不足，我們是否該重新定義「最低生活保障」的範圍與對象？
當最低工資成為調解社會不平的工具時，政府的責任不該止於數字上的調整。我們更需要一套與生活成本掛鉤的動態調整機制、一個涵蓋非典型勞工的保障網絡，甚至是一個真正讓勞工參與討論的制度設計過程。僅憑一紙通知，每兩三年調一次薪，並不足以應對日益激烈的貧富差距與階級固化。
最低工資的調高，不該只是「補丁」，而應是一場制度體檢的起點。在這個起點上，中共仍需努力。
（作者為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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