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面對國安法與國安條例的箝制，香港的抗爭轉入暗流。《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記錄了這座城市在巨浪後的堅持與摸索，噤聲卻不死心，孤立卻不放棄。寫給仍在黑暗中耕耘、尋找彼此的每一個人。本文為本書作者兼主編吳介民的序論，全文近一萬二千字，本刊將分篇推出，以饗讀者。
◎ 吳介民
四、日常抵抗與離散社群連結
中共強力改造香港社會，社會卻浮現出民主韌性，兩者之間的拉鋸，顯現出個人化行動空間仍保有相對自由，遠勝於公共領域；同時也揭示，行動或許發生在新生的社會空間和新群體，並以新穎的形式與全球建立連結。在政治環境巨變下，對香港內部的關注或許可以從「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轉向「社群」（community），以此挖掘更多富有意義的的行動。
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港人在抗爭現場轉向使用一款名為「Bridgefy」的藍牙APP，破解中共、港府的網路監控。（法新社檔案照）
當我們把焦點從公民社會轉向社群，這意味著我們追蹤的社會連帶方式也將有所不同：從公開、抗爭性的公民組織，轉向較為親密、直接的人際關係連帶。事實上，由於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在反送中期間網路社群已經成為資訊流動和動員的主要媒介。而在運動歷經鎮壓進入休整期之後，公共領域亦大幅收縮，使得具有抗爭意涵的行動潛遁到隱蔽社會空間、小規模社群、甚至是私人場域 ── 中港當局指稱這類行動為「軟對抗」。
在海外，更可以發現另類廣闊的行動空間。隨著移民與離散現象，行動從香港轉換到全球，並經由離散港人與在地支持者的協力，打造新的跨國行動、遠距抵抗、與離散社群連結。以下四個個案提供我們不同的視角來觀察香港內外的轉型過程。
社區報提供我們觀察香港社會變化的管道。梁啟智（第六章）描繪了社區報與公共領域在地方層次的發育。雖然社區關懷不必然牽涉社會抗議，但數十年發展脈絡卻與香港共同體感受有著微妙的呼應，與地區政治、數波本土思潮、社會運動、以及特定民主派政治行動，都產生連帶關係。
梁啟智從豐富而繽紛的社區刊物中，釐清了幾波社區報發展脈絡：
香港區議會選舉所帶動的社區發展、重建、服務、以及各種社區政治力量拉動的社區動員。圖為2019年區議會選舉，許多投票所一早就大排長龍。（彭博檔案照）
第一，區議會選舉所帶動的社區發展、重建、服務、以及各種社區政治力量拉動的社區動員。這些社區力量包括親建制的「蛇齋餅糭」以及對建制力量的反思，本土思潮和保育行動，以及對跨境水貨客的抗爭行動相關的社會動員。例如，2003年灣仔利東街重建爭議，後續便出現灣仔區議會贊助的《灣仔街紙》。社區逐漸演變為一個政治動員場域。
第二，在雨傘運動及其後續期間，曾有一波社區報高峰，這是所謂「傘落社區」的社區參與的其中一種模式，例如，南區的《南圖》和西貢的《貢想》都在2017年成立；在菜園村反高鐵中帶頭的朱凱廸，2012–14年間在八鄉和錦田一帶以月報形式出版《八鄉錦田地區報》，以及在2014–15年間主編大埔社區報《埔紙》。此外，2018年由《獨立媒體》發起「社區新聞計劃」，試圖通過社區新聞對區議會進行監督，本章作者梁啟智也是發起人。
第三波，2019–2021年間社區報大爆發。以地區身份發起行動動員，是反送中的一大特色，強調社區認同和保衛家園。2019年也是區議會選舉年，在運動高峰中，民主派一舉突破390席，而親北京政團只獲得89席，帶來創辦社區報的衝勁，可以想像當年公民參與的盛況。自2019年6月至2022年12月，共紀錄最少42份社區報的創立。在反送中運動期間（2019年6月到12月）有5份創刊。2020年上半年（Covid-19疫情開始）有10份創立，疫情中不少社區報擔當起社區內疫情發佈和鄰里支援的角色。在中國政府施行國安法後的2020年7月到年底，有15份創刊。2021年6–8月，公民社會急速收縮，那年只有7份創辦。到了2022年只剩下2份新創。
有些社區報會報導參與抗爭居民的故事，甚至鼓勵讀者到法庭旁聽，但到了2022年中已不復見，而支持「黃色經濟圈」的商號以往會在社區報刊登廣告表達政治立場，如今也消失無蹤。國安法後，移民潮帶走專業人才和資源，加上區議會直選名額被大量縮減，也讓社區報加速退潮。儘管如此，有些社區報團隊還是轉入社媒持續耕耘。近年來，隨著社區報的式微，香港出現「地方書寫」出版的新趨勢，而不少「傘／散落社區」組織者也走上經營獨立書店之路。
香港獨立書店「人民公社」以販賣禁書馳名，入口有毛澤東肖像，疑遭港府打壓歇業。（取自網路）
香港一向有代表獨立文藝空間的「二樓書店」。國安法後，一個意外發展是獨立書店的開業潮。鄭祖邦（第七章）指出，獨立書店不只是商業行為，更是一種集體情感與社會記憶的回應，在極權陰影下微弱卻堅定的抵抗。國安法不經意地為獨立書店創造了「商業空間」。隨著圖書館與連鎖書店下架大量被認定為「敏感」的書刊，獨立書店轉而販售這些作品，成為市民表達立場的替代場域。對許多仍選擇留下的人，開書店不僅是創業選項，也是實踐個人理念、繼續參與社會的方式。它們既是生計工具，也是象徵性的「抗爭空間」。兼顧生計與抵抗，讓人想起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工人運動的地下刊物傳銷（湯普森 2001）以及台灣1980年代販售黨外雜誌和抗爭錄影帶的生態圈（房慧真 2024）。
獨立書店在模糊不清的審查紅線下運作，經營者需不斷在風險與可能性之間試探界線。極權社會往往藉由人們內化的恐懼、對權力的儀式性配合，使規訓滲入日常，從而維繫其統治；然而書店人的微小調整與選擇，也構成了一種底層實踐。這種自我審查並非屈從，而是為了在生存中爭取最小限度的自由與真誠。獨立書店成了替代性公共空間，舉辦各式活動、聚集社群，甚至在無法紀念六四的年代，成為市民默默悼念的場所。在社會「原子化」與孤立成為常態情況下，書店如同一座座孤島上閃爍的微光。
香港知名獨立書店「見山書店」2024年熄燈，原因是該書店瘋狂接到投訴，港府每週都會找碴。（美聯社檔案照）
然而，這樣的空間並不穩固。隨著政治審查進一步收緊與政府加強指控「軟對抗」，一間間書店也面臨潛在的打壓與歇業風險。2024年3月，見山書店因難抵投訴與政府壓力而歇業，引發了許多市民「悼念潮」。獨立書店如何在惡化環境下生存，成為迫切的問題。無論如何，獨立書店的持續存在，即是香港社會韌性的見證。
（待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巨浪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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