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面對國安法與國安條例的箝制，香港的抗爭轉入暗流。《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記錄了這座城市在巨浪後的堅持與摸索，噤聲卻不死心，孤立卻不放棄。寫給仍在黑暗中耕耘、尋找彼此的每一個人。本文為本書作者兼主編吳介民的序論，全文近一萬二千字，本刊將分篇推出，以饗讀者。
◎ 吳介民
二、香港危機的歷史重負
首先，孔誥烽（本書第一章）破除關於香港的三個迷思：（1）英國人抵達之前，香港是個荒島；（2）香港繁榮是因為英殖民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3）中國崛起之後香港對中國重要性快速遞減。破解第三個迷思特別有助於解答第一組問題。
孔誥烽指出，早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共即利用國企在香港獲取資源和外匯。後毛澤東時期，香港成為中國對外連結最重要的口岸。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之後，香港連同其他東亞製造業資本輸出國，幫助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同時，香港也是中國資本輸出海外的第一站，中資包裝為香港資本後再轉投海外。
1997年主權交接之後，香港仍繼續扮演中國的離岸金融中心。示意圖。（路透檔案照）
總體而言，中國善用香港同時作為「境外」和「境內」的靈活特性，視情況選擇對其有利的領域，用香港這個樞紐來連結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與世界自由貿易體系。1997年主權交接之後，香港仍繼續扮演中國的離岸金融中心。通過此一離岸市場，北京得以推動人民幣自由化，卻又能持續管控中國的金融體系。
然而，美中對抗與中國國內政治變化影響了中國利用香港進行「全球主義戰略」的進程（吳介民，本書第二章）。習近平政權的「安全化」政策侵入經濟領域，鞏固個人獨裁與黨國權力，同時推行「國進民退」與「共同富裕」。因此，「中共寧可冒險破壞香港作為中國離岸金融中心的功能，也要推出《國安法》以除去香港可能帶來的對中共政權的安全威脅」（本書52頁）。
孔誥烽論證，儘管國安法並非直接取消一國兩制，美國制裁也非全面否認香港的獨立經貿地位，但香港對中國的「特殊作用」正在悄悄轉變。2020年之後，因為金融活動風險增加，中國財富與外國資金從香港撤離，新加坡等地取代了部分香港金融業務，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則利用香港繞過國際制裁。於是，俄羅斯和伊朗等國在香港的商業和金融擴展，填補香港資本流失的空缺，甚至有可能讓香港成為中國顛覆美國及西方全球金融體系的前線。孔誥烽從地緣經濟角度，清晰呈現了中港關係與香港對中國價值的歷史性變化。
儘管國安法並非直接取消一國兩制，美國制裁也非全面否認香港的獨立經貿地位，但香港對中國的「特殊作用」正在悄悄轉變。（美聯社檔案照）
香港為何走到今天這一步？吳介民（第二章）從中國作為一個重建中帝國的角度，追溯香港長期政治危機起源。本章延伸孔誥烽（2022）對一國兩制制度起源的解釋，將中國的全球主義戰略加入中國帝國方略之中，也拓深了李靜君以博蘭尼「反向運動」解釋全球對中國資本擴張與干預的社會反撲。其實，早在這波中國崛起之前，中共已鋪排了將來處理香港與台灣問題的方略。
吳介民指出當代中國帝國方略的主軸是「收復失土」和「吸納利用」。前者是「國土復歸戰略」，後者屬於「全球主義戰略」。中共在建國之後，並不急於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但卻執著宣稱擁有對港主權。有很長一段期間，北京刻意維持香港（殖民地）現狀，利用它來調度資源，寓統一於經濟吸納。中華人民共和國1971年加入聯合國之後，迅即提案把香港（與澳門）從擁有自決權利的「非自治領土」（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y）名單中刪除，也就是排除其殖民地身分。北京一步步緊縮香港的未來政治空間，並且在中英談判時確定了97大限。這個「帝國行事曆」綁定了香港前途，卻又保留執行過程靈活調度的空間。因此，北京為了安撫港人，可以允諾某個年度實施普選，但後來卻又變卦。
香港是美中兩強短兵相接之地，習近平掌權之後的再極權化與安全化波及香港。圖為香港特首李家超（左）就職時，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鞠躬。（歐新社檔案照）
港人從英殖民後期逐步建構起香港人認同，並要求實施選舉民主，中國卻抱持國土復歸主義，因此97之後兩者摩擦難以避免。另一方面，香港是美中兩強短兵相接之地，2012年習近平掌權之後的再極權化與安全化波及香港，使得局勢一觸即發。然而，即便客觀局勢如此，它並不必然導致反抗行動出現，也無法決定反抗行動何時爆發。歷史過程充滿人的能動性與不確定性。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是多層次與多方力量主導與互動的結果。
中華帝國重建，造成「中國難題」，但它不只是香港的問題，還涉及中華帝國周邊地區與少數民族，包括新疆、西藏、台灣等地；同時也在全球範圍帶來麻煩。中國崛起之後與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摩擦衝突，國際輿論場上關於修正主義或維持既定秩序的爭辯，這些都是中華帝國復返過程的產物，也是地緣政治平衡被改變的後果；在地緣政治的上一個週期，美中和解共榮，而如今東亞區域情勢已進入新的週期。
從中華帝國的歷史角度觀察當代中國帝國方略，有助於理解中國與周邊關係的長期問題。根據濮德培（2021）對17–18世紀清朝征伐準噶爾國的研究，清帝國與西北周邊的關係，一向結合安全和貿易之雙重目標。清帝國以軍事方略為主軸，其長期目標在於消除西北遊牧民族邊患，同時，亦透過國家嚴格控制的朝貢體系，將貿易納入階序與禮儀規訓，以增進國土安全。自清代以來，中國一向用「平定」的敘事來描述「征服」，彷彿西北邊疆自古就是中國領土。
今天，中共政權將清代的領土擴張，轉換為「收復失土」論述；朝貢貿易置換為由黨國資本控制的全球主義策略。世界局勢雖已丕變，但對照前後的帝國方略，可以透視北京中心主義下之帝國領土觀的歷史淵源。
（待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巨浪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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