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怡君
今年3月25日，台北市長蔣萬安無預警宣布，將拆除公館圓環、填平地下公車道，並以「為了安全」作為決策正當性。幾週內，台大周邊牆面就出現巨幅看板，宣稱此舉是議員「成功爭取」的政績。這場交通工程，從未經完整規劃說明與民眾參與，就被視為已定之事，某種完勝的城市轉折。
北市府規劃拆除公園圓環，目前專供公車通行的羅斯福路地下道也打算填平，引爆爭議後喊卡。（中央社資料照）
然而，這不只是路口形狀的改變，而是一場情緒與權力再分配的治理行動。學生坦言：「我現在最焦慮的不是論文，而是6月28日那天會不會開始填地下道。」原訂的動工日經過宣傳與推播，像一枚未爆彈，壓在市民心上。他們並非反對改善交通，而是質疑：這樣重大的都市變動，為何可以在毫無預警、缺乏諮詢與透明的情況下強行推進？
我告訴學生：在民間與專家持續表達疑慮後，目前市府表示6月28日不會動工，並預計於6月30日舉辦「公館圓環廢除與交通衝擊」公聽會。但這場公聽會，會是開放對話，還是為程序背書？我們要問的，不只是「改不改圓環」，而是這個城市是否還有傾聽、等待與共感的空間？
北市多位議員主張暫緩填平羅斯福路地下道，交通局長允諾公館圓環拆除計畫，6月28日暫時不會施工。（資料照）
作為教育者，作為在圓環週邊生活的人，我也焦慮。政策擬定過程中，地方節奏與居民日常被抽空，專業論述被壓縮忽略。市府或許也焦慮著事故數據，政績壓力當前，自覺責無旁貸地必須作為。但問題在於——尚未理解現況為何不便、未聆聽人們如何生活，就急欲歸零重來，這是進步，還是一種治理焦躁？
這讓我想起美國規劃學者Sherry Arnstein於1969年提出的「公民參與階梯」（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這個模型將參與分為八級：最低層是「操弄」（manipulation）與「治療」（therapy），把市民當做需要治療再教育的病人；其次是「資訊提供」（informing）與「諮詢」（consulting），政府讓人民說說話，但沒有保證會納入決策；再來是「安撫」（placation），讓人民感覺被代表，但仍無決定權；而真正的參與，要到「夥伴關係」（partnership）、「授權」（delegated power）乃至「公民控制」（citizen control），才能達到共同治理的真義。
目前的公館圓環事件，很可能是從無參與到低階的「象徵性參與」。市民被告知、被諮詢，卻無法實質影響決策方向。這樣的做法似一種治理儀式，程序看似有納入民眾參與，實質上，人民的意見有可能石沈大海，造成對政府不信、對未來生活更深層的焦慮。
值得注意的是，交通專家早已提出替代方案：就地升級公館圓環，維持圓環容納左轉儲車功能、優化使車輛無需變換車道，提升公館圓環交通安全；並且保留原有地下公車道，達成A型路權設計以大眾運輸優先、提升公車（公車族）與機車的安全。整體而言，升級圓環、保留地下道成本較低、施工期短、對市民干擾也小。這才是邁向永續交通與環境具體可行的智慧交通治理方向。
升級圓環、保留地下道成本較低、施工期短、對市民干擾也小。圖為公北市羅斯褔路上的公車地下道。（中央社資料照）
我們必須強調：焦慮，不該也只是可以忽略不看的數據，而應成為對話的起點。學生的焦慮、市府的焦慮、市民的焦慮，不是彼此敵對，而是應該成為共思未來城市倫理與節奏的起點。
城市治理若只重表面效能，藐視過去的累積任意歸零，便會在進步的表象下，不斷製造更大的不安。我誠懇呼籲市府，6月30日的公聽會召開之前，請參考專家所提出就地升級圓環、保留地下道的方案。讓我們好好開個公聽會，重新思考公民角色、理解生活節奏、傾聽在地意見。在理解彼此的焦慮之上，一起為台北公館圓環週邊生活交通研議問題解決方式。
（作者為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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