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宏仁／成大政治系教授、國策研究院執行長
台灣前總統馬英九近日宣布，將於6月中旬帶領年輕學子參與中國主辦的「海峽論壇」，不僅引發社會議論，更引來陸委會正式發出警訊，呼籲國人勿參與此一統戰平台。面對當前兩岸局勢的高度緊張，馬英九此舉不但未能展現戰略審慎，反而可能誤導國際與中國對台灣內部共識的判讀。作為曾經執政的領導人，他的行為不應以「和平使者」之名美化，而必須經得起歷史教訓與政治現實的檢驗。
前總統馬英九。（資料照）
一、海峽論壇的起源：一場從未中立的交流設計
海峽論壇自2009年創辦，即配合馬英九總統第一任期所推動的兩岸民間交流政策而誕生。當時馬政府主張加強兩岸關係的基層互動，以展現「和平紅利」的具體成果。然而從結果看來，這個原本打著「促進民間交流」名義的平台，經過十餘年的發展，早已成為中國對台進行「系統性滲透」與「統戰布局」的重要工具。
從交流對象的擴張（青年、婦女、宮廟、教育界、基層政治人物等），到議題的延伸（從文化交流到科技、金融、經貿等），海峽論壇的核心邏輯從未改變：即在「非官方但政治性濃厚」的包裝下，傳遞一個訊息：台灣社會存在「另一種聲音」，願意與中國合作融合。在馬英九任期內，這樣的設計或許還能被視為政策工具；但在中國對台的威脅已經進一步升級的情勢下，參與本身便極易被北京解讀為台灣內部的「統一潛流」仍在運作。
二、所謂「和平使者」論述的歷史反證
馬英九及其支持者反覆強調，在兩岸最緊張的時刻，更應該有人扮演和平的橋樑。他們主張透過「民間對話」化解官方的對立，甚至以「歷史會記得我們為和平努力」自期。然而，這樣的想法雖有情感訴求，卻忽視了國際關係中的關鍵理論——有效的和平對話必須建立在對等與善意之上，而非單方面的讓渡與自我陶醉。
從歷史教訓來看，馬英九的做法與1930年代兩個著名的「和平使者」驚人相似。
西安事變主角蔣介石（右）、張學良（左）及楊虎城（中）在事變發生前合影。（維基百科）
第一是1936年西安事變。張學良挾持蔣介石，迫使國民政府與中共「聯共抗日」，企圖以民族大義換取和平。然而這場「危機中促和」的操作，最終卻讓共產黨坐大，削弱國民政府實力，成為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的導火索。所謂和平，其實反而成為敵對勢力的壯大籌碼。
第二是1938年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的綏靖政策。為避免戰爭，他同意希特勒（Adolf Hitler）吞併捷克的蘇台德地區，換取「和平協議」。這一退讓行為反而被德國解讀為軟弱無能，納粹於是步步進逼，最終導致二戰爆發。歷史證明，在敵意未解除、勢力不對等的情況下過早促和，等於是替對方的侵略行為背書。
這些例子與馬英九所構想的角色驚人地相似：一廂情願地扮演「善意傳遞者」，卻未考慮到對手對和平的定義根本不同。對中共而言，任何和平的前提，皆以「一中原則」為基礎，「和平統一」是手段，「政治併吞」才是目標。
自詡為「和平使者」一廂情願地扮演「善意傳遞者」，卻未考慮到對手對和平的定義根本不同。圖為1938年9月30日，甫返抵英國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向公眾展示由他及希特勒簽署的英德宣言。（維基百科）
三、錯誤訊號的傳遞與對內團結的破壞
在兩岸對立之際，前總統的任何舉動都具有高度象徵性。馬英九此時率團參加海峽論壇，儘管他自認是「和平使命」，但實際上卻向國際社會與北京發出錯誤訊號：台灣對中國的威脅並無一致共識，社會分裂仍深，有人對中國仍懷抱幻想。
這不僅削弱台灣對外的團結姿態，更可能被北京操作成「台灣內部有良知、有理性的一群人支持和平統一」，從而反向正當化中國對台的強硬作為。此外，當台灣政府已三令五申、明確指出海峽論壇是統戰平台、呼籲各界勿參與之時，馬英九卻選擇反其道而行，這種自以為是的堅持，不僅不是勇氣，更是一種政治上的短視與頑固。
陸委會重申海峽論壇是「中共刻意設計的統戰平台」，發言人梁文傑痛批，馬英九出席海峽論壇，就是失格。（資料照）
四、結語
馬英九如果真的關心兩岸和平，就應當以行動支持台灣現階段政府所主張的「對等、尊嚴的交流」，而不是跳脫體制、自立門戶，以「我來代表台灣的理性聲音」自居。和平不該由前總統單方面定義，更不能藉統戰平台美化敵對者的滲透行為。
歷史教訓早已告訴我們，過早的妥協，往往招致更大的災難。在國家安全與戰略壓迫面前，「自我陶醉」從來不是解方。「和平使者」若看不清真正的結構性威脅，最終只會成為對手手中的棋子，甚至是歷史遺憾的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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