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宏仁
賴清德總統於就職一週年的時刻，公開宣布推動設立國家主權基金。對台灣而言，不僅是經濟政策的創新提案，更標誌著國家治理能力的一次根本改革。主權基金的討論在台灣其實已經延宕近二十年，專家學者早有共識，也不乏完整的制度設計草案，但真正的推動始終缺乏政治層級的明確宣示。如今，總統親自出面，等於將這項政策從技術辯論推進到國家選擇的層次，這個決定來得遲，但恰逢其時。
賴清德總統公開宣布推動設立國家主權基金，打造國家級的投資平台。（資料照）
為什麼是現在？這個問題值得深思，也不能僅以「過去沒人做」來回答。台灣當前所處的內外局勢，與二十年前主權基金首次被提出時相比，已經完全不同。最關鍵的變數，無疑是國際政治的結構性變化，特別是美國在川普重返白宮之後，重啟高關稅與供應鏈國安化政策，勢必對台灣造成長期且高度不確定的外部壓力。面對這樣的環境，台灣需要一套更具主體性與彈性的新型財政工具，而主權基金正是這類制度中的核心形式。
但地緣政治只是外在推力，台灣內部也同樣出現了推動主權基金的結構性動因。其一是人口老化趨勢的加劇。台灣早已邁入高齡社會，未來二十年內，社會福利與長照支出將迅速上升，這不僅是財政的挑戰，更是跨世代風險調節能力的考驗。將目前外匯盈餘或國家資本的一部分轉化為收益導向型的主權基金，正是為了回應這樣的長期壓力——不是為了短期預算操作，而是為了建立未來財政穩定的底層支撐。
台灣已邁入高齡社會，社會福利與長照支出將迅速上升，這不僅是財政的挑戰，更是跨世代風險調節能力的考驗。示意圖。（資料照）
其二，台灣的科技與產業轉型正在進入新的階段。面對AI、量子科技、能源轉型等戰略性領域，許多國家早已透過主權基金參與投資與技術升級，不僅帶動技術自立，也增加產業控制力。若台灣不具備類似的政策工具，勢將在未來全球科技布局中缺席關鍵角色。這不是競爭力的問題，而是國家能否在未來世界佔有一席之地的戰略問題。
可惜的是，賴總統的宣示一出，引來不少猶疑的聲音。行政體系內，中央銀行與財政部強調主權基金不宜動用外匯存底，並認為應由專法規範、另設法人單位操作。這些看法無疑是理性的，但是，問題不應該在於這些建議本身，而在於我們是否要繼續用這些建議作為推遲政策實施的藉口。事實上，這些制度性考量早已多次被提出、辯論與重複，若每次都在提出問題之後選擇按兵不動，那麼台灣永遠不會有主權基金，也永遠無法進入制度創新的軌道。
財政部認為，主權基金不宜動用外匯存底，且須制定專法規範、另設法人單位操作。（資料照）
此外，針對在野黨部分人士提出「主權基金恐成黨庫」、「變相分贓」等指控，筆者認為這樣的擔憂雖可理解，卻也流於政治放話，對於制度建構毫無助益。所有制度都有被濫用的可能，但成熟的民主國家之所以可以推動主權基金，是因為他們建立了預防濫權的制度，而不是以懷疑為由否定制度本身。若朝野都認為主權基金對台灣有利，那麼應該在立法院以公開立法的方式訂立監督與運作機制，而不是預設其為風險來源。
主權基金不是一時的政策口號，而是一種國家治理能力的升級象徵。對於一個長期積累龐大外匯存底、面對高齡化與地緣風險的開放經濟體而言，台灣若再不設立主權基金，不僅是政策選擇的遲緩，更是制度責任的缺席。我們不該讓「技術困難」或「政治放話」繼續主導這項討論。賴總統既已提出方向，社會接下來應該關心的是：我們要如何設計一套足夠專業、穩健、透明且具有公共性質的主權基金架構，而不是是否要做。
（作者為成大政治系教授、國策研究院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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