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建志
1989年6月4日，中國北京的長安街上，坦克輾過正值青春綻放的軀體，扼殺眾生對自由的呼喊；不到一年後，1990年3月，台北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一株由現場學生搭起，象徵台灣草根民主的台灣野百合塑像堅定的豎立在靜坐學生的中心，宣告一場以和平行動推動寧靜革命與民主轉型的到來。
1989年6月4日，中共當局以血腥方式掃蕩集會結束學運，震驚全球。圖為6月4日鎮壓後，共軍部隊看守北京交通要道。（法新社檔案照）
兩場皆由青年學子所發起的運動，在兩岸近代史中形成強烈對比：一場是以槍聲和坦克的履帶聲收場，一場則催生了島嶼百年首見的民主新局。 從發生原因、訴求內容到社會政治影響，天安門與野百合兩場學運揭示的不只是時代催生的張力，更是制度選擇的根本差異。
1990年3月，台北中正紀念堂的廣場上，野百合學運靜靜展開。（資料照）
從壓抑與渴望之中誕生
1980年代末期的中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雖帶來經濟活力，但政治仍受嚴密控制，官員濫權貪污橫行。胡耀邦之死引發學生對政治改革停滯的不滿，一開始藉由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進而訴求新聞自由、反貪腐、民主開放等等。
至於台灣，當年雖甫解嚴，但政治體制上仍為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戒嚴體制遺緒，總統不是由人民直選產生，國會仍為中國國民黨無須選舉的萬年立委與國大代表所控制，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當局用來羅織政治審查罪名的刑法第100條仍未廢除，校園與社會監控依然仍在，學生們所面對的是一個仍被黨國侍從從體制牢牢壓制的社會。 兩地學生皆對未竟的國家改革有著急迫期待，但執政者對改革的容忍度卻有所不同。
訴求的深度與制度的回應能力
天安門的學生呼籲中共改革政治體制，建立問責機制，是對共產黨一黨專制體制正當性的挑戰；野百合學運的訴求則針對具體政治制度的改革與議程設定，包括解散國民大會全面改選，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民國是會議，訂定政經時間改革表。 後者有明確、使當局可操作的改革方向，亦非從根本顛覆執政黨政治權力的訴求，因此較易取得回應。中南海的體制無法容許對共產黨一黨專政正當性的質疑；台灣則已開放黨禁報禁，逐漸允許社會參與討論體制改革，這是野百合學運能和平落幕並助台灣政治改革走向民主道路的關鍵。
野百合學運昔日邁入21週年時，故總統李登輝和當年學運代表對談。（資料照）
鎮壓與對話的分水嶺
1989年6月4日，中共當局決定出動坦克與機槍，以血腥方式掃蕩集會結束學運，此舉震驚全球。北京的深夜彷彿昭示極權對異議的零容忍。
相對地，台灣的中央政府當時很幸運的是由台灣人出身的李登輝擔任總統，他選擇運用學運的社會壓力來對國民黨內取得推動政治改革的正當性，並親自召見學生代表允諾召開國是會議，某種程度的接受學生的訴求，這不只是戰術退讓，更象徵威權體制的鬆動使得民主轉型出現可能。 當年李登輝總統的決策反映出一個關鍵意義：那就是台灣的政府已從過去的國民黨高壓統治，因為出現本省人總統之故而漸次出現可對話協商的空間。
天安門的學生呼籲中共改革政治體制，建立問責機制，但不為當局所容。（法新社檔案照）
此外，野百合學運發起者的勇氣其實應備受肯定的，須知當時是六四血腥鎮壓未滿一年之際，學運成員對和中國共產黨系出同門的中國國民黨是否會同樣採取武力方式鎮壓自己其實是有著疑慮的，但當時台灣的學運成員認為在80年代末期的全球民主狂潮列車上，台灣決不能缺席，同時心態上某個程度認為前一年才對中共的血腥鎮壓手段大肆抨擊的中國國民黨不至於仿效中共的做法打臉自己，再加上國際社會於六四血腥鎮壓後高度關注著台灣當局會如何回應另一場華人社會的學生運動，因此決定放手一搏，因而開創了歷史的契機。
歷史走向的岔路口
六四鎮壓後，中國政治改革停擺，社會進入寒蟬時期，異議者被迫噤聲，學運領袖流亡海外，犬儒與虛無成為主流文化底色。 在中國，民主訴求從此被貼上「顛覆」與「境外敵對勢力」的標籤。
而台灣在野百合學運後，民主加速前進：1991萬年國會解散、1992國會全面改選與修正刑法100條，1994開放直轄市市長與省長直選，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1998宣布凍省，並於2000年完成第一次中央政府的政黨輪替。 當年廣場上的學生領袖也從街頭陸續進入體制參與改革，實踐理想，他們從體制之外的對手轉變成體制內改革的推手。
制度的差異塑造人的命運
中國民運人士王丹。（資料照）
天安門的學運領袖如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人，多數被迫流亡海外，成為體制外的「國際記憶」，但對中國國內政治與社會的實質影響力誠屬有限。 即使在中國社會內部（包括港澳），六四今日仍是「不可言說之事」，在歷史課本與公共記憶中被消音。 反觀台灣，野百合世代則大量走進政界實際參與政治改革、更有許多成員進入學界與文化圈推動更廣泛的社會與文化運動，影響各階層並教育下一代形塑嶄新的民主台灣，他們從當初的運動者成為台灣民主社會的建設者。
兩種歷史記憶，兩種社會性格
天安門學運帶來的是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創傷與歷史禁忌，並形成政治冷感與自我審查的社會文化；而野百合學運則轉化為推動社會公民意識的成長與民主價值的內化。這種差異延續至今，反映在兩岸人民對政府、制度與社會參與的態度上。 中國社會普遍對政治保持距離與警惕，習慣「不問政治、只顧生活」；台灣則因擁有選舉、新聞自由與社運文化，形成強烈的公共參與文化，儘管常有對立，卻也是民主成熟的表徵。
回顧六四，台灣今日的啟示與責任
今日的台灣，不再是1980年代的戒嚴島嶼，而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我們回望野百合與天安門這兩場學生運動，不只是對過去的回顧，更是對未來的提醒 - 我們應該珍惜什麼？ 我們應該珍惜每一次投票的機會，珍惜每一場辯論的機會，不論是在選舉過程或是在議會殿堂裡，我們應該珍惜每一則新聞報導的自由，更不要濫用自由而毀壞了得來不易的民主， 這些權利是過去許多勇敢的台灣人冒著各種風險爭取來的，並非理所當然。
我們回望野百合與天安門這兩場學生運動，更是對未來的提醒， 我們應該珍惜每一次投票的機會。（資料照）
我們應該學到什麼？我們要學會在紛亂中守護民主的制度，在對立中維持對話空間。在資訊爆炸與假訊息橫行的時代，更要懷有民主素養，對歷史記憶保持回望以警惕未來。 我們要警覺對中國體制的誤判與幻想。中國不是尚未民主化的台灣，而是一個歷經六四、不斷強化威權、今日以科技極權管控人民的政權，並高速擴張軍力威嚇世界，並急欲以武力統一台灣的獨裁國家。 我們不能用對民主國家的標準期待與理解中共，更不應幻想著跪下即可取得和平。
民主的花朵需代代守護
野百合學運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它曾改變了台灣的民主發展史，更因為它持續提醒我們：民主不是偶發事件，而是一件又一件抗爭與社會運動累積的過程，是一種需由全體國民共同維護的生活方式。
而天安門事件則警示我們：在沒有制度保障與權力制衡的社會中，人民即使有再多的勇氣，也會被統治者碾為粉末。 今日的台灣社會，正站在另一個歷史關口，內部我們面對社會分歧與對民主制度的疲乏，外部我們需面對中國政權的併吞威脅。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應重新裡解這兩場海峽兩岸的學運歷史，從比較中認清未來的方向，並世世代代堅定我們守護民主台灣的信念。
（作者陳建志曾為野百合學運文宣組召集人，現服務於通訊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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