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李忠憲的思考》6月4日的兩場歷史:屠殺與反抗,該如何判斷對錯?

很多看似「道德」的問題,其實背後都藏著「政治權力」的較量。如果我們不反抗,只是因為怕權力的報復,那麼世界將永遠由壓迫者主導。

◎ 李忠憲

除了天安門事件,6月4日,另外有一件歷史大事值得記住,納粹德國的高官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1942年6月4日的這天死於暗殺。他是當年負責「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關鍵人物,主持了導致數百萬猶太人被屠殺的「萬湖會議」。

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了數以萬計的學生、工人和一般市民,孰料最後結局卻是中共下令軍隊向手無寸鐵的人民大屠殺。(法新社檔案照)1989年北京天安門廣場聚集了數以萬計的學生、工人和一般市民,孰料最後結局卻是中共下令軍隊向手無寸鐵的人民大屠殺。(法新社檔案照)

後來,他被派去統治捷克地區,手段極其殘忍,因此被稱為「布拉格屠夫」。

這次暗殺由兩位捷克斯洛伐克人執行,在英國協助下進行,他們成功用改裝手榴彈攻擊海德里希,成為國家的英雄。

被稱為「布拉格屠夫」的納粹高官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1942年6月4日被暗殺。(取自維基)被稱為「布拉格屠夫」的納粹高官萊因哈德‧海德里希,在1942年6月4日被暗殺。(取自維基)

但這起暗殺也引發了一個很難回答的道德問題:

殺掉一個正在進行大規模屠殺的邪惡領導人,是對的嗎?

當正義引來更多災難,還算「善行」嗎?

從表面看,這件事好像是英雄擊敗惡人。但問題是,暗殺之後納粹的反應極其殘暴。希特勒震怒,下令報復,摧毀了整個村莊,殺害了許多無辜平民。整個捷克地區的鎮壓也變本加厲。這些悲劇,讓人開始懷疑:如果因為暗殺導致更多人被殺,這個行為還能算是正義的嗎?

這就涉及一種叫「功利主義」的倫理學派,這種想法主張:一件事情是不是對的,不是看它本身,而是看它的「結果」好不好。

如果後果帶來的是更多快樂、更少痛苦,那就是好的行為。那麼,這起暗殺若導致更多人受害,在功利主義者眼中,可能就是「錯誤的」。

但這樣的邏輯有個大問題:它讓加害者不必負責,反而把所有責任推給了暗殺者。也就是說,好像因為刺客預料到會有報復,就應該負責所有後果,甚至包括敵人的屠殺行為。

這樣的說法,把「報復」當成自然發生的地震、颱風一樣,而不是一種人的選擇。

事實是:下令屠村的是納粹,不是刺客。如果我們接受功利主義這樣的邏輯,就等於說,只要掌權者威脅夠狠,我們就不應該做任何正義的事,因為「後果太嚴重」。

這就是所謂「被勒索的道德」,正義的選擇被政治暴力控制了,變得不自由了。

這件事讓我們明白一個重要道理:很多看似「道德」的問題,其實背後都藏著「政治權力」的較量。如果我們不反抗,只是因為怕權力的報復,那麼世界將永遠由壓迫者主導。

刺客的行動,正是告訴我們——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人還是可以選擇反抗邪惡。他們讓世界看到,正義不該向暴力低頭。

功利主義雖然有道理,但在真實世界中,很容易被政治權力操控。

1989年,我在家教學生家裡,透過新聞畫面第一次直視政治暴力的真實,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與煙霧,那些逃跑的年輕人群,讓人無法移開目光。沒想到不到一年,台灣的學生也在中正紀念堂絕食靜坐。

野百合學運爆發時,我知道才剛發生過六四,局勢未明,有可能會有同樣的命運,卻還是選擇前往現場參與。

野百合學運爆發時,我知道才剛發生過六四。(資料照,紀錄片影展提供)野百合學運爆發時,我知道才剛發生過六四。(資料照,紀錄片影展提供)

我不是因為無懼,而是因為不願在關鍵時刻缺席,這樣的歷史轉淚點就在自己騎摩托車10分鐘不到的地方發生,很難阻止自己內心的激動。

那幾天靜坐,看似平靜,卻悄悄改變了我。之後我開始學德文,決定出國,也因此走進了另一段命運的河流。多年後在柏林,聽一位無法返鄉的台灣前輩談起他如何被列入黑名單,我才真正明白,選擇參與,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自由。

我們不能只看結果來判斷善惡,否則就可能落入「強者說了算」的陷阱。

有時候,堅持做對的事,比結果更重要。

(作者為資安學者)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李忠憲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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