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廖明輝
在1980年代，由前西德總理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所領導的國際發展問題獨立委員會，針對全球經濟結構性不平等進行深入研究。委員會指出「開發中國家」長期依賴「已開發國家」，而國際貿易、金融與貨幣規則皆由後者主導，導致嚴重失衡。委員會所提出報告，被廣泛稱為《勃蘭特報告》，關注全球南北之間的經濟與生活水平落差。
報告指出，世界存在嚴重的南北差距。北方國家因掌握製成品貿易與資源，經濟富裕、生活充足；而南方國家則多依賴出口中間產品，收入有限，導致長期貧困與發展停滯。報告提出「布蘭特線」，將世界劃分為富裕、高度工業化的北方國家與資源貧乏、依賴性強的南方國家。這種不對稱的全球分工體系，至今依然影響各國發展與戰略選擇，也為台灣的「脫中入北」政策提供經濟學的分析視角。
全球北方國家，如美國、德國、日本與北歐國家。圖為瑞典的超級富豪激增密度已超越美國。（路透檔案照）
全球北方國家，如美國、德國、日本與北歐國家，長期掌握資本、技術、品牌與國際制度的制定權，透過掌控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環節，獲取高附加價值收益。產業多以研發、設計、金融與高端製造為主，擁有完整社會福利體系與強大制度能量。
反觀全球南方國家，雖然部分國家如中國、印度、越南等已邁向工業化，但整體而言，多數國家仍然處於依附地位，以出口原物料或勞動密集產品為主，長期陷入低附加價值與外債壓力困境。這種「不平等交換」現象，使得南方國家即使參與全球市場，實際所能獲取的發展成果仍極為有限。
在這樣的全球經濟架構來看「脫中入北」戰略，即逐步減少對中國市場與產業鏈依賴，轉而強化與美國、日本、歐洲等民主富裕國家的經貿合作，是對當前川普貿易戰的回應。中國雖在製造業具備龐大規模與供應鏈優勢，但政治風險、法治不透明、對外經濟施壓與地緣衝突風險，已使許多國際企業逐漸調整對中佈局。
對台灣而言，與中國深度綁定，不僅對產業安全構成潛在威脅，也使整體發展空間受制於兩岸關係變動。從經濟策略角度看，「入北」並非單純的市場轉移，而是向高技術、高附加價值與高規範的產業體系靠攏。
美國推動「美國製造」政策以及歐盟強「綠色轉型」，代表全球北方正在建立新經貿標準。（歐新社檔案照）
美國推動「美國製造」政策以及歐盟強「綠色轉型」，代表全球北方正在建立新經貿標準。台灣若能融入其中，不僅有助於提升產業升級與全球競爭力，也能在制度上與先進國家接軌，強化國際信賴與安全保障。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台灣應該完全放棄與南方國家合作。「新南向政策」強調與東南亞的多邊互動，也是為了打破過度依賴中國單一市場。在「脫中入北」的同時，台灣仍可持續強化與南方國家在教育、醫療、農業與科技合作，深化「南向關係」的平等互惠。
綜上所述，「脫中入北」是一種經濟去風險化（de-risking）的理性選擇，而非意識形態操作。在全球經濟重組與新冷戰態勢逐漸明朗之際，台灣若能靈活結合「入北」與「南向」，一方面強化與全球北方的民主價值聯盟，一方面開拓南方潛力市場，不僅能鞏固自身經濟韌性，也有機會在全球南北之間，扮演關鍵樞紐角色。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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