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鈺珊
隨著臉書(Facebook)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合作細節被一一揭露,這起風暴的政治餘波,遠不僅限於美國本土。台灣作為地緣政治中最前線的民主國家,其與科技平台互動的方式、對資訊安全的重視程度,以及數位主權的實踐,正受到空前的考驗與啟發。根據前全球公共政策總監溫恩-威廉斯(Sarah Wynn-Williams)於美國參議院作證的內容,臉書為了進軍中國市場,竟不惜開發審查工具針對台港貼文進行管控,並與中共官員共同設計內容過濾流程。這樣的爆料,對台灣社會來說,不只是警鐘響起,更是檢視自身媒體環境與國家資安政策是否到位的機會。
Facebook前全球公共政策總監溫恩-威廉斯於美國國會聽證會中,揭露臉書為了進軍中國市場,不惜開發審查工具,針對台港貼文進行管控,並與中共官員共同設計內容過濾流程。(資料照,美聯社)
從威廉斯的證詞中我們可以看見,臉書母公司Meta在追求利潤時,顯然忽略了企業倫理與國際責任的底線。特別是針對「台港貼文瀏覽數破萬即啟動人工審查」的機制,更凸顯出台灣長年面對的資訊滲透威脅早已跨越傳統媒體領域,深入數位平台與演算法運作核心。此類審查機制若真實存在,不僅形同一場資訊戰爭,也對本地社會的言論自由構成潛在壓迫。這點正是台灣需要警惕並加以反制的關鍵。科技巨擘一旦與極權政權合流,其危害不亞於傳統間諜活動,更加隱蔽、滲透力更強,而其最大受害者,往往就是資訊尚未充分民主化的中小國家。
從這場爭議我們得到的最大啟示之一,是國家的數位主權與平台治理能力的重要性。Meta願意為了與中國的合作,而建立可能洩漏用戶資料的「網路連接點(PoP)伺服器」在中國,這不只是數位科技的倫理問題,更是國家安全議題。若Meta真如指控般考慮在中國設置可連回美國資料的伺服器,這代表即便台灣用戶資訊未直接流向中共,仍有被間接取得的可能。台灣本身擁有大量使用Meta旗下服務(如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的用戶群,在這樣的架構下,公民的數位足跡是否安全,成了必須嚴肅對待的課題。政府相關單位是否有能力檢視跨國平台的數據流向與處理機制?是否建立了足夠的法制來保障用戶資料?這些問題將在不久的未來決定台灣民主體質的韌性。
臉書限制異議人士帳戶的行為,更進一步揭示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未來圖景——社群平台可能成為政權壓迫的工具。(路透資料照)
而臉書限制異議人士帳戶的行為,更進一步揭示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未來圖景——社群平台可能成為政權壓迫的工具。過去台灣對於數位平台往往採取開放、包容的立場,期待其能助益資訊透明與公民參與。但當平台本身被揭露會在極權壓力下封殺言論、隱匿事實,則其可信度與民主貢獻將大打折扣。此刻台灣應思考:是否應建立本地數位平台?是否需立法強制社群平台揭露審查原則與內容下架流程?歐美社會正展開對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浪潮,台灣不可置身事外。以「自由市場」作為不干預的藉口,將導致關鍵言論空間淪為外國勢力的籌碼。
最後,從台灣的角度出發,這場風暴應成為強化自身數位民主工程的契機。政府除了應該與國際盟友合作,加強對數位平台監督的共同標準,更應透過教育、資訊素養推廣,讓公民意識到「平台非中立」。唯有當使用者具備基本的媒體判讀能力與自我保護意識,數位社會才能真正反映民主價值。面對像Meta這樣擁有全球影響力的企業,台灣不應只是被動接受者,而應爭取在數位人權、數據治理與平台監管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畢竟,資訊主權的捍衛,就是民主堡壘的最後一道防線。
(作者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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