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欽榮
《鄭南榕獄中日記》(1986.6.5-1987.1.23)出版,透露了「民主記憶」在台灣當下的重要性。鄭南榕出獄後,立即與陳永興、李勝雄等共同發起「平反228運動」;1947年血腥三月之後,白色恐怖社會長期禁聲,直到鄭南榕過世的日子—4月7日訂為言論自由日,台灣歷史翻頁之快,遺忘多於記憶。今天,走讀「不義遺址」盛行,尋找我們時代的「記憶所繫之處」,成為潮流所趨。
當年鄭南榕與民主運動的夥伴們,手舉標誌為二二八和平日活動,走上台南的街頭。(記者翻攝)
「民主記憶」一詞,來自2018年出版的《戰後德國的公民社會與記憶》(Civil Society and Memory in Postwar Germany)一書,作者珍妮.伍斯騰伯格(Jenny Wüstenberg)提供我們思索台灣「民主記憶」的寶貴之處。她描述戰後西德和東德歷史記憶的階段變遷,到了1980年代,彰顯由下而上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的紀念活動,探索歷史記憶的「行動主義」;兩德統一後,德國民間乃至官方的紀念活動更加興盛,從柏林聞名於世的大型紀念碑到紀念館可見。
伍斯騰伯格寫道:「民主記憶的衡量標準…是如何『組織紀念和討論過去』的實踐,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推動公民的批判性思考過程。必須不斷協調和重振公眾紀念中的規範性和代表性要素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民間社會將繼續在這個進程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4月5日,519記憶日行動組合和NGO團體發起「台灣真的不需要獨裁者紀念堂」,國史館和鄭南榕紀念館合作出版《鄭南榕獄中日記》,都能夠從詮釋「民主記憶」在台灣協商公共記憶的進程來理解。
民眾在中正紀念堂堂體階梯前高舉「Taiwan does not need a Dictator Memorial Hall」、「去世五十,清除介石」等標語,並高呼「台灣不需要獨裁者紀念堂,真的!」等口號。(資料照)
《鄭南榕獄中日記》是我們民主記憶的經典文本,讓讀者個人領悟到:記得時時刻刻培養自我民主記憶的內涵。這本日記成為個人自勉「小國小民 好國好人」的共同認同,使我們更加豐富了台灣的文化記憶。
就如編撰龐大《記憶所繫之處》的法國歷史學家諾哈提示我們所說的:「公共歷史被個人內化,並作為公共記憶而共享。」民主記憶所繫之處不只在於相關的記憶景觀(不義遺址),更在於記憶所繫的無形遺產,例如《鄭南榕獄中日記》和《自由時代》302期,啟發我們思考成為自由人、台灣成為自由國度的洞見。
(作者為人權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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