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靖堂
在台灣民主發展史與我的傳播學術教育史，馮建三曾是令人敬重的名字。
馮老師不僅是學界少數願意直指媒體壟斷與國家失能的批判者，更是公共電視推動歷程中不可忽視的推手。他的論述也曾經銳利地劃開政商勾結的面具，要求新聞回歸公共性，拒絕市場與權力的雙重殖民。
馮建三。（取自貼文）
然而，當我們回溯這位曾捍衛資訊正義的知識分子，如今卻在地緣政治的論述中，逐漸滑向了一個他曾經最嚴厲批判的立場。這不僅是立場的改變，而是一種認知立場的倒錯，更是一場深層的哲學性背叛。
從「公共知識分子」到「反美和平派」的轉向
馮建三曾是「制度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阿三師提出媒體應擁有公民監督機制、資訊應擁有免於操控的自由、新聞應以專業倫理對抗商業驅力。他反對權力壟斷，也警惕中國因素對媒體的滲透。這些理念本質上承襲了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並以傅柯式的權力批判為其倫理基礎。
但2020年後，這位知識分子的論述軸心急轉直下。
馮老師開始強調「美國才是戰爭挑釁者」，主張台灣應遠離美中對抗，甚至暗示烏克蘭應為戰爭負起部分責任。這些言論逐漸脫離了他過去以民主倫理與資訊自由為基礎的立場，轉而擁抱一種反美相對主義，將「和平」凌駕於「正義」與「自由」之上，成為一種非批判性、非結構性的政治話語。
「中立」是誰的特權？權力批判的消失
馮老師近年論述中反覆出現「和平」、「等距」、「不選邊」等語彙，表面上看似超然中立，但實質卻是對權力結構的遺忘。
他忘了，中立本身就是一種立場，尤其在不對稱的權力格局下，中立往往意味著對強權的默許。當一個擁核極權國家正持續以軍機繞台、以經濟制裁壓迫民主政體，中立不是和平的保證，而是正義的缺席。
這種去脈絡化的和平話語，與其說是政治主張，不如說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語言操作。它削弱了知識分子的道德自律，也使原本應具批判力的論述工具淪為裝飾品。
哲學性的自我背叛：從康德倫理到傅柯權力解構的斷裂
從哲學角度來看，馮建三的轉向觸犯了兩層背叛：
1. 對普遍倫理的背叛
康德式的普遍主義強調人應視他人為目的，而非手段。當他將「地緣和平」凌駕於民主主體權利之上，實際是將台灣、烏克蘭等地的人民權益，交換為一種想像中的世界安定。
馮建三不再關心人，而是擔憂衝突；不再問「什麼是正義」，而只問「怎麼避免代價」。
2. 對權力批判的背叛
馮老師曾擅長分析權力的政治經濟學，如今卻選擇只批美國霸權，對中國與俄羅斯的帝國行徑閉口不談。他不再拆解話語如何構成控制，而成為特定意識形態的放大器。這種單邊批判，是對傅柯「去中心化」理論的誤用與濫用。
2023年3月馮建三（右一）等人成立「台灣反戰聲明工作小組」，召開「和平、反軍火、要自主、重氣候」記者會，強調俄羅斯是烏俄戰爭主要發起戰爭之犯罪者，但挑釁主犯是美國，從犯是英國。（資料照）
被選擇性引用的真相：從Chomsky到Mearsheimer的誤讀
值得注意的是，馮建三曾引用Noam Chomsky與John Mearsheimer的言論作為其論述支撐，但忽略了兩人本身立場的限制與語境。
Chomsky的反戰立場建立在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包括中國，而非為中國極權背書；Mearsheimer雖主張現實主義，但他不否認烏克蘭有自衛與自主選擇的權利。
馮建三將其語句抽離語境，轉化為一種台灣應「遠離戰爭、拒絕美國保護」的主張，其實是將國際批判理論片面化、工具化，變成了一種政治詭辯術，背離了知識分子應有的誠實與自我揭露。
民主防衛戰中的知識倫理試煉
馮建三的思想轉向，不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知識界面對「反戰」與「反抗」的倫理分歧。當一位曾經對抗權力者轉而擁抱權力的幽靈，我們就需要誠實問一句，「知識分子的任務，是成為和平的和事佬，還是正義的吶喊者」？
如果民主社會需要被防衛，那麼知識就是我們最後的武器。而馮建三的背叛，不只是立場的變化，而是價值的倒置，是一場以和平為名、卻可能走向投降主義的思想自毀行動。
我們或許可以原諒立場的變化，但不能接受對權力的失語，對公民社會的棄守。因為當知識份子背叛了公共性，它就不再是知識，而只是語言的裝飾。
（作者為聲量看政治編輯）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林靖堂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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