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健正
最近有13個環保團體共同發表聲明，強調沙崙農場是草鴞的重要棲息地，反對在此規劃綠能產業園區、健康園區、南科四期等開發案。他們認為，大規模的都市與產業發展將破壞草鴞的生存環境，削弱當地的生態多樣性。
環保團體反對沙崙農場開發案侵蝕瀕危草鴞的棲地，南市府則表示，沙崙健康園區開發不影響草鴞繁殖地，生態保育措施將持續優化。 （圖由台南鳥會提供）
然而，這些規劃涉及高鐵站周邊的產業發展與都市轉型，與地方人士的「沙崙科學城」發展願景存在重大的分歧。如何在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取得平衡，打破僵局，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成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
就在此時，台南市巴克禮公園出現五隻領角鴞的消息，引發野鳥攝影社群的關注。這不僅是一則生態觀察紀錄，更證明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育並非完全對立。只要透過適當的環境規劃與綠地管理，都市也能成為野生動物的棲息地。這項經驗，對於沙崙農場與高鐵特區的整體規劃，提供了幾點關鍵的啟示。
台南沙崙5隻草鴞雛鳥已送往南投集集生物多樣性研究所野生動物急救站照護。（林業保育署嘉義分署提供）
首先，城市生態可以被重建，關鍵在於環境條件。領角鴞並非只存在於偏遠山區，它能適應人類環境，並在城市公園、校園等綠地找到合適的棲息地。巴克禮公園擁有大量高大喬木，為領角鴞提供築巢空間；適度的開放草地與灌木叢，使昆蟲與小型哺乳類繁衍，形成穩定的生態系統。這些條件使得領角鴞不必遠離都市，而能夠在市區內找到適合的棲息環境。
這樣的經驗顯示，都市內的綠地若規劃得當，不僅是人類的休憩空間，更能成為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同樣地，沙崙農場的開發計畫若能融入以生態為導向的都市設計，例如增加低密度森林、留設開放草原、減少過度硬鋪面設施，那麼就有可能讓草鴞或其他猛禽類得以繼續生存，而不會因開發而消失。
其次，人類活動與野生動物並非必然衝突，關鍵在於共存的空間規劃與設計。傳統的生態保護觀點，常將「城市」與「自然」視為對立關係，認為野生動物應該遠離人類聚落。然而，巴克禮公園的案例顯示，野生動物不一定要在完全無人為干擾的環境才能生存，而是需要適當的棲息條件與生態友善的空間。
高鐵特區被視為南科四期，也是大南方科技廊道的起點，近年除了台積電傳言進駐，還有沙崙綠科城、會展中心、醫療園區、中研院、AMD超微等題材進駐。（資料照，台南市政府提供）
對於沙崙高鐵特區的規劃，這意味着在開發產業區的同時，應考慮保留足夠的生態綠帶，形成「生態廊道」，連接周邊的自然環境。而人工濕地、都市森林與生態公園的設置，不僅能調節都市氣候，還能提供適合的生物棲息環境。這種「生態共存式都市規劃」，不僅能讓生態得以延續，也能提升都市的宜居性，使人與自然共享空間。
此外，夜間燈光與噪音管理應納入都市設計，避免過強的人工照明影響夜行性猛禽，例如草鴞的狩獵行為。若能透過智慧燈光技術降低夜間光害，將有助於維持草鴞的自然習性，而不影響人類的生活品質。
巴克禮公園領角鴞的出現提醒我們，休耕地與都市綠地的價值不容忽視。許多生物其實能夠適應都市環境，甚至會自我選擇公園、綠地或休耕農地作為棲息地。這些現象說明都市內的開放空間與低密度綠地是生態系統的關鍵組成部分，如果規劃得當，這些空間可以提供與山林地帶相似的生態功能。
在沙崙農場的發展計畫中，若能保留部分開放草原與低密度綠地，那麼這片土地不僅能支持綠能產業與科技發展，也能讓草鴞與其他生物得以存續。這與國際上近年來興起的「都市野生動物保育」（Urban Wildlife Conservation）概念相吻合，強調「都市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應讓生態與城市共存，而非相互排擠」。
至於如何將巴克禮公園的經驗應用於沙崙？如果我們希望沙崙地區能夠善用高鐵站的區位優勢，成為真正的智慧生態城市，規劃單位應該提出高鐵站周邊空間的整體規劃，建立土地使用的合理模式，並營造生產、生活與生態永續經營的環境。
值得提醒的是，草鴞與領角鴞的生態需求不同。領角鴞適應都市森林與綠地，而草鴞則偏好開闊的低海拔草地與農田。沙崙農場過去是台糖的甘蔗原料區，休耕後形成的廣大草原與牧草地，反而成為草鴞的理想覓食區。
換言之，沙崙的規劃不應只是複製巴克禮公園的模式，而應該進一步調整適合的發展策略，確保草鴞仍有穩定的生存環境。因此，整體規劃應該保留大面積--例如至少200公頃的都市開放草原與森林公園，提供生物多樣性的生存空間，讓草鴞及其他生物找到棲息環境。
沙崙高鐵特區應該進一步調整適合的發展策略，確保草鴞仍有穩定的生存環境。（資料照）
其他諸如建立都市生態走廊，串聯產業園區與周邊農田，減少都市隔離效應，以確保草鴞與其他野生動物的活動路徑不被切斷。並且設立生態緩衝區，讓住宅區、產業區與生態區之間有適當的過渡地帶，減少人類活動對野生動物的干擾。
無論如何，沙崙農場的空間轉型，宜採用低衝擊開發（LID）技術，如綠屋頂、人工濕地等，使城市本身成為生態的一部分，減少城市熱島效應，並提供適合野生動物的棲息環境。
再者，政府與企業應該共同負起「生態補償責任」，透過復育計畫、創造生態友善區域，來確保都市發展與自然保育能夠平衡發展，並且持續運用智慧監測技術，透過AI與數據分析，追蹤生物多樣性，確保開發過程不會對草鴞族群造成不可逆的影響。
透過以上這些行動方案，沙崙高鐵特區不必成為生態破壞的象徵，反而有機會成為台灣智慧生態都市的典範，讓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能夠真正共存。
結論
巴克禮公園的領角鴞讓我們看到，當城市為野生動物留下適當的空間，它們便願意與我們共存。這不只是偶然，而是良好環境規劃的結果。然而，沙崙農場的特殊性，使得我們不能直接複製巴克禮公園的模式，而必須在規劃中保留更大範圍的開放草原與低密度綠地，以適應草鴞的生態需求。
現在，我們有機會改變都市開發的模式，讓科技、生活與生態真正共存，而這需要我們從現在開始做出正確的選擇。如果我們能夠擺脫「都市發展就必然破壞生態」的迷思，並轉向「如何讓都市發展成為生態的夥伴」，那麼沙崙的開發將不只是科技產業的擴張，而是一場智慧生態城市的實踐。
（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退教授、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副理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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