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琪
保六總隊曹姓警官洩漏總統賴清德行程的事件，再次凸顯台灣維安機制的結構性問題。這起事件不僅僅是一次個人行為的失誤，背後折射出國家安全體系內部存在的潛在風險。
保六總隊警官洩漏總統賴清德（見圖）行程事件不僅僅是一次個人行為的失誤，背後折射出國家安全體系內部存在著潛在風險。（記者廖振輝攝）
總統的行程資訊屬於國家最高機密之一，其外洩可能引發重大的國家安全隱患，甚至對國際關係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例如，行程資訊若落入敵對勢力手中，可能成為其制定攻擊或顛覆策略的重要依據，直接威脅國家領導人的人身安全和政策推行。這些後果迫使我們思考如何有效完善現行機密保障機制，杜絕類似事件的再發生。
在國家維安體系中，涉密人員的忠誠度不僅是「信任」的問題，更是「風險控制」的問題。此次保六總隊曹姓警官的洩密行為，反映出內部審查機制的漏洞。警官作為涉密單位的核心成員，應具備高度的忠誠與責任感，但在金錢誘惑、利益交換、報復心理等多種驅動因素下，這些「可信人員」也可能成為「危險分子」。過去，世界各國的間諜案件多數與內部人員的叛變有關，例如美國前中情局（CIA）特工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機密計畫的事件，凸顯內部人員的忠誠風險。
保六總隊警官的洩密事件暴露出內部人員對「國家機密」的認知錯誤。部分警員可能認為，與朋友分享總統行程資訊並不會帶來什麼嚴重後果，但這種「無害分享」的心態卻為國家安全埋下隱患。保密意識不僅僅是遵守規章制度，還包括內心深處對「不該說、不該問、不該看的事不去觸碰」的認知。從此次洩密事件看來，部分涉密人員將職場機密當作「個人籌碼」的心態，這是一個嚴重的文化問題，反映出臺灣保密教育和維安文化的深層次不足。
國家維安機構中，對人員的管控大多側重「技術手段」和「單次審查」。例如，在入職時，員警和軍人都會接受背景調查、性格測試、心理測評，但這類審查僅在「入職時」進行，之後的持續監控相對鬆散。此外，對涉密人員的日常行為監測缺乏實時性，尤其是針對其社交行為、財務行為和數位行為（如瀏覽的網頁、使用的APP等）的審查手段不足，這使得警官與外部人員「私下接觸」的行為難以及時被發現。
在國家維安體系中，涉密人員的忠誠度不僅是「信任」的問題，更是「風險控制」的問題。美國前中情局特工愛德華．斯諾登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機密計畫事件，凸顯內部人員的忠誠風險。（資料照，路透）
全球許多國家在面對內部機密洩漏問題時，已發展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應對措施。例如，以色列的國防機密保護系統將內部人員分層管理，每層級僅能接觸與其工作相關的必要資訊，從源頭降低整體外洩的可能性。美國則採取嚴密的背景調查與終生跟蹤制度，對接觸高機密的官員及其社交網絡進行持續監控，確保任何異常行為都能及時發現。台灣可以從這些做法中借鑒，設計更加縝密的防範機制，特別是在高風險崗位上引入更多人工智慧技術，進行異常行為預測及風險評估。
除了短期內強化內部管理，台灣應以更宏觀的視角重新審視國家機密保護政策。首先，建立「國家機密管理委員會」，對所有涉密單位進行統一規劃和督導，確保保密規範的標準化與可執行性。其次，應提升全民保密教育的意識，從學校教育到社會宣導，塑造保密文化。最後，政府必須加強跨機構合作，整合警政、國防、科技等部門的資源，共同構建智慧型的國家安全防護網。
總之，這起事件提醒我們，國家機密的保障不僅是維安體系的核心任務，更是國家安全的基礎。唯有多管齊下、從技術到人員全面提升，才能真正構築國家安全的防線，避免下一次危機的發生。
（作者為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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