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書堯
近日朱國榮潛逃案震驚社會，此事件不僅凸顯了台灣司法追緝能力的不足，更暴露了相關法令在限制出境及國內跨單位的合作缺失，最終仍讓朱國榮成功偷渡出境，這不僅重創司法威信，更讓社會大眾對公權力產生質疑，筆者試從台灣法令探討、組織職掌比較等面向，深入分析此事件所帶來的警示。
一、限制出境機制的漏洞
朱國榮案中，被告利用偽造護照、遊艇偷渡等方式成功潛逃，暴露出台灣限制出境機制上的漏洞。現行《刑事訴訟法》雖有規定限制出境（第93條之2第1項），但其執行仰賴政府部門各相關單位間的資訊共享與合作。然而，從本案可見，相關單位間的資訊傳遞與協調並未有效運作，法務部就其所犯之罪逕行限制出境、出海處分，但就其內部系統輸登或公文傳遞上往往不即，導致被告得以鑽法律漏洞，逃避處分。
朱國榮案中，被告利用偽造護照、遊艇偷渡等方式成功潛逃，暴露出台灣限制出境機制上的漏洞。圖為國寶集團總裁朱國榮。（資料照）
二、加重幫助犯刑責
現行法令對於限制出境對象的管控，以及對協助逃亡者的處罰力度，似仍有不足之處。朱案中，多名被告明知朱國榮受限制出境處分，仍積極協助其逃亡，其行為的嚴重性與對社會的危害性，值得重新檢討相關法規的修訂，以強化嚇阻效果。例如，可以考慮提高協助逃亡者的刑責（幫助犯），並針對資訊不透明、協調不力等問題，建立更完善的監督機制。
三、移民署與海巡署責任劃分與合作困境
在查處限制出境方面，《內政部移民署組織法》賦予移民署負責入出國證照查驗、許可及調查等職權；而《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組織法》則規範海巡署負責海上執法，防制走私、偷渡等不法行為。兩者職掌雖有區隔，但實際執行上需要密切合作。
移民署主要負責陸地上的查驗與管控，掌握限制出境名單，其檢查範圍，多為機場或港口固定地點；海巡署則負責海上的查緝，防止非法出境，檢查地點，除遍布全國既有商漁港外，另包含全台海域及岸際!只要非從機場與商港港口逃亡出境都算海巡防守範圍？
四、開放海洋保留限制
朱國榮案中，海巡署在遊艇漁港的監控與查緝，雖未能有效阻止被告的出境行為，但就其行為檢視現行法規，海巡署應並無重大疏失，該案朱男利用躲藏遊艇非法出境，係因近年來，我國推動開放海洋政策，鼓勵國人親近海洋，故而，在遊艇檢查上如未涉及入出境者，遊艇活動均採取報備制，另涉及關務、入出境、檢疫、安全檢查程序及特許之辦法，再由相關主管機關定之（船舶法第70條第3項、第4項，船舶法主管機關為交通部）。
換言之，朱國榮潛逃案的發生，是對台灣司法及執法體系的一記警鐘。唯有透過法令的完善、組織間的有效合作及執法能力的提升，才能有效堵住犯罪漏洞。有關內陸犯罪，也不都是警政署之責，何況海域如此遼闊，僅靠海巡一己之力，是否能夠？應該有更明確的事務劃分，期盼政府能夠統合資源提升海域量能並積極回應社會的關切，提出更有效率的解決方案。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生、海洋實務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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