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玲
前言
本文主要內容整理自2018年我為攝影文化中心撰寫《台灣攝影家李火增1912-1915》一書。在此先談一下我和李火增的淵源。我在充滿昭和摩登的台北街頭——撫台街洋樓「偶遇」李火增，一見傾心，鍥而不捨地打聽佳人下落。還原一下平鋪直敘的歷史敘述， 2013年某次帶學生在台北撫台街洋樓校外教學時，意外發現該次展覽的幾張台北街頭照片十分生動，多方打聽聯繫到收藏整理照片的簡永彬老師。1當時我正在為即將出版的歷史普及書籍《躍動的青春——日治台灣的學生生活》找尋搭配內文的圖像，李火增攝影生動的作品為該書增色許多。之後我再出版第二本《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選用李火增為妻子李林招治拍攝的個人照為封面。招治頭戴淺色鐘形毛帽，以當時流行的細眉妝容，身穿圓點洋裝，搭配銀製手鍊，足蹬高跟鞋，與留聲機、黑膠唱片合影，呈現1930年代美國、歐洲西方女性流行的Flapper girl摩登新女性形象。
儘管李火增的作品日益為人所知，但是鏡頭另一端執相機的主人——他的經歷與人生卻仍然有許多不清楚之處，本文從李火增家族留存的文件及訪問後人，呈現鏡頭後的李火增。讓我們從他的鏡頭看見當時的台灣風情，也能進一步瞭解鏡頭後面的李火增，以及在他鏡頭下的台灣人、台灣歷史。
一、台灣的攝影時代
1838年銀版攝影術在法國誕生，隨著英法帝國主義擴張傳到當時剛剛開港通商的東亞。台灣進入「被拍攝」時期，最為人熟知的攝影家當推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1871年他在台南打狗基督長老教會傳教士馬雅各的引介下，來到台灣，拍攝打狗、台南各地台灣風光及南部西拉雅原住民族的樣貌。這個時期無論台灣、日本或中國，都是西方攝影師拍攝的客體。隨著各地西式教育的開展，對於攝影寫真術的學習與吸收進度加速，日治時期現代教育的推動，使攝影風氣日益興盛。1897年「台灣寫真會」，每月15日在台北北門舉行例會，舉辦攝影展，會員互相品評作品，促進攝影技術的交流。2台灣紳士名流也對攝影有興趣。乙未抗日殉難的北埔姜紹祖的遺腹子姜振驤，是臺灣仕紳最早開始玩相機的人之一，高雄陳家的陳啟川和李火增一樣是總督府的「登錄寫真家」。3中部仕紳如霧峰林家林獻堂、清水張麗俊等人的日記，都有在台中「林寫真館」拍照的記載。1930年代的婦女雜誌，還可以看到女性專業攝影師的營業廣告，標榜重要節日，可以到府拍攝重要照片。
1920年代報載的相機性能好的售價動輒500-600元，所費不貲，民間甚至有：「一台相機可換一甲田」的誇大說法。不過，從史料來看，1930年代的相機價位已經相當多元，除了600多元高價相機之外，中等價位的200-100元，也有約30圓的相機。以當時物價來看，銀行員或大會社中間階層員工薪水大約60-80元，照相機已經是消費得起的商品。1930年代許多攝影愛好者團體，除了以地名為命名的寫真社團如「台灣寫真會」、「台北寫真會」、「台中寫真會」、「赤崁會」、「台東タタラ會」，也有中等學校、高等學校、台北帝國大學等現代教育的老師、學生組織攝影社團，如「台大東寧會寫真部」、「南二中寫真會」、「北工趣味同好寫真部」、「二師寫真部」等學校的寫真團體。4
學校出版物也可看到喜愛攝影的學生的夜拍活動。台北工業學校的畢業紀念冊可看到台灣總督府夜間妝點燈飾，學生以腳架夜拍總督府的身影。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刊物《台高》，刊登高價收購相機以及寫真機店沖片的廣告。1938年臺北帝大進行的學生興趣調查，全部528名個學部的學生當中，興趣是攝影的有78名，約當時台北帝大學生14.8%。
圖1-1（左） 高校生學生刊物相機收購與寫真機電的廣告（《臺高》第16號，1940年5月）。
圖1-2（右） 台灣總督府夜景（1934年台北工業學校畢業紀念冊）。
隨著台灣日常生活史、社會史研究蓬勃發展，以及像李火增攝影的史料出土，我們看見越來越多台灣社會生動活潑的風貌，投入攝影攝影活動的台灣人、台灣攝影產業、台灣攝影作品的歷史，也逐漸為人所熟悉。
二、關於李火增（1912. 11—1975.2）
1912年1月5日李火增出生在台北建成町（今天水路一帶），李火增畢業於私立台北中學，今泰北中學畢業。父親李金泰（1890-1937）是經營中藥材的中醫師，李火增是其長子。李家境相當富足，除了在建成町有數十間房舍，建成町一丁目、三張犁都有土地。
李火增妻子李林招治（1915.9.6—1969.3），出身蓬萊公學校。小學畢業後進入裁縫學校就讀，她會購買時尚雜誌，參考書裡頭的介紹穿搭衣服，偏愛洋裝，甚至自己裁製衣服。（圖2）李火增家住在大馬路上，招治家則在附近巷弄。招治十七歲李火增對她一見鍾情，立即求親。就算林家說嫁女兒不會給嫁妝，李火增爽快地說這些我來準備就好了。這樣由著兒子自己選擇結婚對象，可看出李金泰對長子的疼愛。
圖2 李林招治。
圖3 李林招治（後排右一）與其家人，在在李宅二樓陽台拍攝。
李宅位在建成町一丁目195番地，一樓在父親李金泰在世時是中藥舖，1937年李金泰與妻子相繼過世，25歲的李火增結束父親的藥舖生意，一樓出租給同樣喜愛攝影的林能安（也是1944年第一次登錄寫真家入選的台灣人之一），開ヤマト寫真館，樓上則是自家住宅。住家對面是施江南的「四方醫院」。
圖4 李火增與其攝影同好（李火增後排右二，林能安後排左一）。
日治時期李火增夫妻膝下無子，收養李瓊獨生女，很得夫妻倆的疼愛。5是李火增最喜歡拍攝的小模特兒，常跟著李火增與他的攝影同好們到處外拍。李瓊回憶媽媽非常疼愛她，參考雜誌為她裁製的洋裝，現在看起來仍是相當時髦的童裝。李瓊還未上小學就跟媽媽一樣燙起頭髮。1930年代燙頭髮大約要10元，約是當時女性上班族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薪水。當時女性小學上學比例不高，超過一半失學，李瓊還未到學齡已開始學鋼琴，就讀私立愛育幼稚園。幼稚園幼童有一張監護人（父親）與家裡地址位置的小卡片，李火增保留有許多帶妻女在台北公園、海水浴場戲耍，或者搭船、釣魚，從事各種休閒遊憩活動的照片。一張李瓊戴著墨鏡，坐飛天木馬，和21世紀現代父母親與孩子的相處模式類似。
圖5 李瓊就讀愛育幼稚園的卡片
圖6 李火增夫妻收養的獨生女李瓊（在1樓林能安的ヤマト寫真館階梯前拍攝）。
圖7（右） 女孩手上拿的是已經沖洗過的膠卷與小型相機。
圖8 釣魚、游泳等親子遊憩時光。
圖9 李瓊在新公園搭乘飛天木馬，後面家長們戴著中折帽、身著西裝背心領帶。
李火增觀念中女兒以後會嫁人離家，因此在娘家時就要好好疼愛。他樂衷拍攝李瓊從小到大的照片。一張李瓊與朋友戶外郊遊用餐，兩個小女孩對著鏡頭嘟嘴，彷彿在說：把拔又在拍我了。（圖10）最令人驚豔的是一張在攝影棚把玩相機的小女孩，神情生動活潑，拍攝地點就是李火增在自宅規劃的攝影棚。
圖10 李瓊與朋友野餐。
圖11 李火增家二樓攝影棚。
李家客廳擺放鋼琴，還沒上學的李瓊坐在中間，已經開始學琴。（圖12）右邊一個櫃子是黑膠唱片和留聲機。李瓊還記得以前聽一曲交響樂要好幾張黑膠唱片，還要反覆換片、翻面，換唱針爸爸教她把竹針削尖。黑膠唱片一面時間大約3分半鐘，聽一首交響樂確實需要很多張黑膠唱片才能聽完。而為了不損傷珍貴的唱片，用竹製唱針，也有一說是因為戰爭動員最激烈時（大約就是李瓊幼稚園年代）鐵製金屬越來越不易入手，所以改用竹製唱針。
圖12 李家客廳鋼琴前三位女生（中坐者為李瓊），鋼琴右邊有留聲機及一整櫃的唱片。
日治時期的李火增生活富足，非常喜愛新奇外來事物，一發不可收拾的跌入燒錢的攝影興趣。1925年萊卡推出小型、方便攜帶的新型相機，價格高昂的萊卡相機，只有少數像李火增等才有能力（財力）購入，他也被人稱「萊卡李」。李火增一系列作品，刻畫了1930-40年代台北城市台灣人富裕階層，過著像小說《大亨小傳》那樣放蕩不羈生活的樣態，咖啡館內部現代裝潢的樣貌、拿著美酒醺然燦笑的女性、旁若無人自信地抽菸對鏡頭噴煙的女性、和友人沈醉溫泉鄉，和女侍共浴泡湯，甚至女性自在地從浴湯出來的裸照。他也喜歡把相機借給共遊的女性把玩。他拍多張持相機的女性，有不少是妻子招治、女兒以及他在外拍的模特兒。
圖13 李火增擁有的Leica III機身及數顆鏡頭。
從李火增所留下的照片史料，他至少有一台萊卡機身，三、四顆以上的萊卡鏡頭，兩台Rolleciflex、一台Exacta，一台盒式相機，大相機，自宅二樓都是他攝影的器材與空間，除了腳架、大相機，也架設燈光，設備不輸開店用的照相館。樓下林能安營業的寫真店有時就直接借用李火增二樓的攝影空間、設備幫客人拍照。他大手筆購置原裝底片，很少用所謂的改裝片，因此到現在他拍的照片質感都還能保存得非常好。李火增保有早期「賽璐珞硝棉膠片」（nitrate film）這種易燃的不安全底片。看過義大利電影《新天堂樂園》的人也許會有印象，有一幕熱愛電影的小男孩拿回家的電影膠卷引起家裡小火災，及後來造成第一代戲院被燒毀的大火，都是這種賽璐珞底片。他對這些底片的收藏十分用心，放在鐵盒之外，注意濕度、溫度的控制。把玩相機、拍照之外，咖啡、美酒、留聲機、汽車等各種最時髦新產品他都入手。
李火增的知識來源大都不是來自學校或課本，而是自己訂購的雜誌，25歲繼承大批房產土地，讓他不受傳統社會價值羈絆。他的感情、金錢等各方面觀念比當時代的人開放許多，個性十分鮮明。
三、鏡頭下的台灣日常
對準1930-40年代台北城多元而生動的日常百態，是李火增照片的最迷人之處。他喜愛拍攝平凡的日常，在路邊攤小吃攤、廟口用餐民眾，台北圓環清晨陸續上班上學的行人，都因進入他的鏡頭而成為永恆。圖14這張照片晨曦灑在剛剛擺好豐盛農產品的地攤，胡瓜、牛蒡，已經有人靠近攤位準備採買，只有站立畫面中央的小孩發現鏡頭。沒有預設帶給觀者彰顯農村純樸風貌，或標榜都會麗人風景，卻呈現自然不造作的生活日常。
圖14 大稻埕市場。
圖15 準備過新年的和服婦人。
圖15這張類似主題與角度，穿著和服婦女，正準備採買過日本新年的菊花與門松。兩相對照，凸顯日治時期台北城的風貌。前一張令人感到親切，因為現在台北的菜市場，也可以看到類似的風景。後一張好似東京、京都或大阪街頭，提醒我們原來過去台北城也曾經有這樣的生活畫面。
李火增的作品總是呈現這種自然沒有刻意安排的畫面，有時鏡頭對準台北城內熱鬧大街，衣著華美的人們；有時鑽進小巷，拍攝台灣人市井生活。圖16太平町三丁目附近，今延平北路一帶，台灣人居住的街廓空間，女性穿著窄袖略抓出腰身的台灣衫，下身裙裝。男性也是台灣衫，下身或長或短的農夫褲。雖然往來大人小孩許多都赤腳，但街道地面、店招仍然相當整齊清潔，畫面兩側有類似垃圾桶的裝置，用來收集甘蔗皮渣，推測市場營業時間這裡應該有現削現賣甘蔗的小販，甘蔗皮就地曝曬後可以當作灶火的助燃薪柴。
圖16 太平町三丁目。
順著李火增的鏡頭往前，巷子直走到底前方右轉就來到蔣渭川的日光堂。圖17這一排店舖還有吳服店、尚古堂，日光堂除了販售書籍雜誌文具，店招上還有香料色素染料。因為蔣渭川參與1939年選舉，店門右邊立者「台北市會議員候補者蔣謂川選舉事務所」看板。仔細觀察李火增的照片史料，還有許多可當作日常生活史的素材。例如在騎樓左側張貼表示店內有販賣「海南島大地圖」的廣告，一旁有腳踏車庫，視可停幾部而有寬窄不同，面對道路部分可做店招廣告用途。因為有李火增的照片，我們才有機會知道，腳踏車曾經這樣被寶貝的收納在家門前。1940年代李火增的照片常常隨意一拍就有腳踏車入鏡。根據1930年代《台灣婦人界》這本雜誌的報導，有上班族為了愛車（腳踏車），每週請人清潔腳踏車3次，一週一元，價格不貴，但現在除非是專業車隊，很難想像腳踏車需要請人清潔。
圖17 蔣渭川的日光堂與選舉事務所。
四、李火增作品中的台灣人、事
1. 施江南故居—四方醫院
李火增自宅樓下出租給照相館，自己居住在樓上，在他目前存留的底片，有許多從自宅向外拍攝角度，意外地留下對面鄰居，台灣重要醫學菁英—施江南四方醫院的外觀、建成圓環周邊樣貌。圖18街道上腳踏車、人力車、穿過紅磚樓的小女孩，陽光亮燦燦灑落下來，雖然是黑白照片，卻彷彿可以看到鮮明的紅磚樓房與陰影的對比。還有一組照片拍攝颱風過後的淹水情況，李火增跑到自家樓下來拍攝，除了玩水的孩童，兩位拿著三角手抄網漁夫裝備齊全，準備在平常人來人往的街道捕捉河川漫淹後的魚群，老一輩口中颱風淹大水時的情景。圖22在門在家門口拍攝，拍下林能安ヤマト寫真館用的腳踏車，一旁嬉鬧的孩童應該是太常看到李火增在家門口玩相機，完全沒在意照相機，不禁讓人想像一個悠閒到不行的阿舍——萊卡李，在1930-40年代無意識拍攝卻留下重要的歷史縮影。
圖18（左） 李火增家對面的四方醫院；圖19（右） 從李家拍攝的建成町街道。
圖20（左） 持漁網居民與玩水的孩童；圖21（中） 淹大水的家門前；圖22（右）李家門前嬉戲的孩童。
2. 1939年第二次街庄市議員選舉
1935年地方自治改制，各州廳下的市、街庄議會舉行一半民選的地方選舉，州等級的議會則為間接選舉產生市議員及街庄協議員。選舉年齡限制在25歲以上男性，年納市街庄稅5圓以上，才有選舉與被選舉權，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舉行公開、民選、定期改選等制度設計和現在選舉十分接近。1935年第一回的選舉情況競爭空前激烈，各州的候選人都高達數百人，例如台南州應選出的街庄代表403名，但台灣人候選人高達705名，而日人則只有63人，新竹州更超過應當選名額2倍之多。當時助選員被稱為「運動員」，需先登記，各州登記的助選員人數高達數千人，工作是協助候選人挨家挨戶拜訪有資格的選民，或者在街頭分送候選人名片。
日治時期的選舉活動已具備現代社會選舉的特色，例如公開競選活動，候選人借用場地設備舉辦政見說明會、報章熱烈報導投票方式，以小學、公會堂等場地辦理投票，投票處也類似現在一樣有遮蔽的秘密投票、公開開票及定期改選。1935年首次辦理的選舉，可在《臺灣日日新報》看到許多報導。四年之後進行的第二次街庄市議員選舉，競爭一樣激烈，有別於1935年報紙刊登政策宣傳性質的照片，在李火增的照片看到更多選舉活動的樣態。例如太平町四丁目（今延平北路）博濟醫院前後，是黃聯丕、李瑞漢、陳春金、劉天祿等人競選辦事處，候選人、助選員對往來行人發送候選人名片。另一張拍攝到競選宣傳單以手拉車送到服務處前，街頭可看到許多當時投入選舉的台灣菁英的競選旗幟。這些生動的競選活動，都被李火增收攬在鏡頭下。
出現在他照片的一些人名在此簡單介紹。總督府指定少數米商，成立「白米納入組合」處理精米業務，黃聯丕是其中五位理事之一。李瑞漢是當時台北律師公會理事長，公會堂外當選名單中的徐春卿，原為松山公學校教師，後經營煤礦業，他和李瑞漢、施江南都在二二八事件當中遇害。蔣渭水之弟蔣渭川當時開設日光堂。劉天祿日本大學法科專門部畢業，1935年在太平町四丁目設立全閩新日報台灣總支局，大約就是1939年他選舉事務處的位置。陳春金居住在永樂町，經商有成，開設永樂ホテル。
圖23 太平町四丁目，候選人、助選員對往來行人發送候選人名片。
圖24 李瑞漢、劉天祿選舉事務所。
圖24位在太平町四丁目陳榮興茶行旁，有好幾位台灣人候選人的選舉事務所，律師李瑞漢、李天祿等。我們可以看到候選人的競選事務所前，人力手拉車上堆滿包裝好的印刷傳單。圖25人車往來頻繁的北門插滿台北市會議員候選人競選旗幟。太平公學校當時是當時投票處，場外滿佈的候選人名字的旗幟，台北市民牽著腳踏車駐足觀看，熱鬧的情況和現在選舉無異。
圖25 1939年插滿競選旗幟的北門。
圖26（左） 太平公學校投票處；圖27（右） 擠在台北公會堂觀看當選名單的民眾。
李火增的照片讓這些過去僅僅是史料一角的名字，活靈活現地回到歷史時空，呈現1939年台北州台北市街庄市議員選舉活動的具體縮影。
結論
文字魅力讓我們馳騁想像力，照片圖像則讓過去只出現在文字描述中人事物，在我們眼前重新活起來。李火增的攝影作品近年一出土，立刻獲得廣大注目，我想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生動自然的寫實風格，呈現日治時期豐富多元的城市生活樣貌。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李火增信手拍攝的圖像，細微處充滿史料。透過照片我們看到日本人空間的台北西門町，台灣人空間的延平北路、長安西路一帶的民居與生活。
李火增一生未曾受雇於人，投資經商沒甚麼成果，豐厚家產在他手上典賣殆盡，從傳統眼光來看，他實在不是上進的成功人士。但是他執著於自己的攝影興趣，恣意的生活在美酒、咖啡、音樂、電影，反映在他的攝影作品，觀者輕鬆自在地隨著他的鏡頭在各處兜兜轉轉，看見日治時期台灣的日常百態。
圖28 藉由李火增照片，還原建成町（今天水路）街景與施江南四方醫院，2023年6月1日起在施江南故居展出「時代治癒所——四方醫院特展」。（鄭麗玲攝）
相關展覽活動
1.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策劃執行「時代治癒所——四方醫院特展」，2023年6月1日——10月28，每週四、五、六，10:00-18:00，台北市大同區天水路25號
2.新芳春茶行策畫執行「日日大稻埕：大稻埕歷史照片特展」，2023年4月12——8月31，每週三到週日，10:00-18:00，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309號2樓
參考書目
簡永彬等，《凝視時代——日治時期台灣的寫真館》，新北市：左岸文化，2019。
鄭麗玲，《台灣攝影家——李火增 1912-1975》，台北市：台灣博物館，2018。
王佐榮，《看見李火增（I）、（II）、（III）》，台北市：蒼璧出版有限公司，2017,2020,2021。
王佐榮，《彩繪李火增（I）、（II）》，台北市：蒼璧出版有限公司，2023。
1. 本文李火增作品皆為簡永彬老師提供，在此致謝。
2. 〈台灣寫真會〉，《臺灣日日新報》第431號，1898年2月20日，第3版。
3. 1944年2月台灣總督府募集各地寫真家，從300多件作品選出優秀攝影師並刊登其作品，《第一回登錄寫真》，李火增以〈農村風景〉獲選。獲選者除了作品得以刊載出版，並且獲得總督府頒發一枚「登錄寫真家」徽章，有這個徽章可以方便在街頭各地照而不致受越來越嚴格的管制所拘束，並且能獲得購買底片的配給。
4. 相關學生及民間攝影團體可參考當時新聞媒體揭露的攝影展覽活動訊息，如〈二師寫眞部が展覽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3264號，1937年2月27日，第2版。及〈全國帝大の寫眞聯盟展〉，《臺灣日日新報》第13912號，1938年12月10日，第2版。
5. 1947年大阪集英女子中學畢業的宮尾澄枝與台灣人船員結婚來台，改名陳桃香，之後兩人離婚，陳桃香在日本料理店認識李火增，兩人生下一子一女，協議分手後陳桃香返回日本，子女則由李火增與李林招治收養。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歷史學柑仔店】 台灣攝影家李火增、他的攝影作品與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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