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錡豫
【圖1】石川欽一郎像，陳澄波舊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
1907年，日本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來到臺灣，任職於總督府國語學校。他帶領學生以寫生作畫的方式走出戶外，觀察臺灣風景、自然之美，日後被稱為「臺灣西洋美術之父」或「臺灣美術的恩人」。受他春風化雨的學生，不乏臺灣美術史的重要人物，如陳澄波、藍蔭鼎、洪瑞麟等人……
以上，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石川欽一郎故事【圖1】，然而，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他來到臺灣？
熟知臺灣美術史的讀者，可能知道石川曾經從軍過。但「軍職」對他生涯的影響，實際上遠比我們所以為的還要巨大。他奔走於戰火前線，親身參與我們在中國史課本中讀到的幾場重大戰爭，隨後又出現在臺灣美術史，成為我們所熟知的石川欽一郎。
鮮血與顏料：八國聯軍中的石川欽一郎
石川欽一郎所屬的軍種是「陸軍」，職位則是「通譯」，負責以英語跟外國人溝通、協調。此專業與他早年在遞信省附設東京電信學校學習英語有關。與如今義務教育式的被動吸收不同，石川視英語為學習新知、與西方各國接軌的媒介，積極學習。
離開學校後，石川先後進入負責印製紙鈔的大藏省印刷局，以及東京郵便電信局工作。家境並不優渥的石川，只能在工作之餘學習西洋畫。這段時間，他曾陪同旅日的英國水彩畫家伊斯特（Alfred East, 1849-1913）並充當翻譯，日後更以書信向其請益。１
1899年，他正式在陸軍參謀本部擔任通譯生。隨後迎來第一場重大戰役──1900年6月的八國聯軍。眾所周知，日本與七個歐美國家以壓制義和團事變，保護在大清帝國內的僑民為名義，先後派兵進駐天津、北京，組成聯軍，導致北京城陷入封鎖，而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則遁逃陝西。２
7月，清帝國的軍隊與日軍，在天津城爆發槍戰。根據紀錄，石川「與派遣隊進入戰線，縱橫奮戰」。然而途中右腿遭受流彈所傷，因而退出前線，在野戰醫院治療。３
期間，石川受到擔任司令官的「日本情報戰之父」福島安正命令，要繪製獻給明治天皇觀覽的戰爭畫，於是前往在天津各處進行戰地寫生，最後的成果讓福島十分滿意。
但對初次上戰場的石川而言，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作畫絕非易事，據他日後回憶：
以前在中國天津義和團事變之時，也有過在彈丸飛馳之地寫生的經驗，當時受司令官福島安正少將的命令，製作呈獻明治天皇有關戰爭場景的作品。那次別說是護衛，那根本是躲躲藏藏不敢讓敵人知道地畫畫。４
在野戰醫院內，石川還結識當時擔任戰地記者的小說家佐藤紅綠（1874-1949）。在佐藤出版的《從軍記者決死隊》，便搭配了石川當時的寫生作品作為插畫。如《日本佔領太沽砲臺正門》【圖2】，描繪當代砲臺要塞被日軍佔領的情況，強調戰地凌亂、城門斑駁的景象，尚未散去的煙硝味隱隱從畫中流露而出。
【圖2】石川欽一郎，《日本佔領太沽砲臺正門》，1900。
收錄在《從軍記者決死隊》，1901。
離開前線之後，石川欽一郎被送往廣島陸軍病院進行休養。康復後石川回到帝都東京。隔年他與多位西洋畫家，在東京淺草公園六區的全景館（パノラマ館），一起繪製以八國聯軍為主題的全景繪畫（パノラマ画）。
所謂全景繪畫（全景圖），是指讓觀眾進入圓形建築中間的景觀臺，觀看環繞牆面的無邊框繪畫。藉由巧妙的透視安排，營造如同今日沉浸式劇場（Immersive Theater）般的體驗。此概念最早出現在18世紀的英國，19世紀末出現在日本東京的上野與淺草。當時可說是流行文化前線的淺草公園六區，匯聚了包含全景館在內的奇觀設施。除此之外，對日本政府而言，以圖像向國內民眾展示對外戰爭勝利的場景，也有助於凝聚國民意識。而且相比當時的照相科技，全景繪畫除了尺寸更大，還能描繪理想且刺激的戰爭場景，傳達身歷其境的感受。５
雖然是多位畫家的合作，但實際參與過八國聯軍的石川欽一郎，在創作全景繪畫的過程中，或許扮演了重要的主導角色吧。照片中戴著帽子，手持調色盤，身著寬鬆衣服的石川，看起來既專業又瀟灑【圖3】。
【圖3】石川欽一郎（右）與二代目五姓田芳柳（中）、東城鉦太郎（右）在淺草製作《北清事變》全景繪畫（《幕末・明治・大正回顧八十年史 第11輯》，1936）。
灰色的滿洲經驗：日俄戰爭時的石川欽一郎
1904年，國勢蒸蒸日上的日本，與將勢力延伸至東亞的沙皇俄國，為爭奪朝鮮半島與清帝國東北的勢力範圍，爆發更大規模的戰爭，史稱日俄戰爭。
軍職在身的石川欽一郎回到東京沒多久，隨即又再度奔赴戰場。
戰爭期間，石川轉調到滿洲軍總司令部，擔任營口新民府軍務署的通譯官，負責與外國人交涉等事務。根據日本公文書館典藏的石川欽一郎履歷，可以看到他在交涉上獲得很高的評價：「謀事圓滑、熱心精勵，深受諸外國人的信任與敬愛」，能將「錯雜的事件」處理妥當【圖4】。
所謂「錯雜的事件」，背後與營口（牛莊）作為通商口岸，當地坐落許多外國商行，形成外國政治、商業勢力的交界處有關。再加上，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在外交上也與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有所往。也因此，雖然石川只是地方軍政署的翻譯官，但在履歷中，仍能反映石川的外交成績。而如此評價，似也體現在他日後任教的人格表現上。
【圖4】〈石川通訳 勲績明細書・履歴書〉，《大本営将校同相当官高等文官勲績明細書綴》，1905-10-16，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41119400。
除了與外國人交涉、談判，石川還跟隨軍隊的步伐，前往滿洲各地寫生。根據題材，可分成描寫描寫日軍的佔領行動，以及對滿洲風景、風俗的記錄。
觀察現存的幾件作品，如《首山堡》（1904）描寫遼陽會戰期間，日軍攻下俄軍位於首山堡的陣地。畫中日軍自高處遙望遠方遼陽城的高聳白塔，暗示日軍戰事順利，準備進攻俄軍所在的遼陽城。而《遼河の岸》（1907）則著重刻畫在遼河邊停泊的帆船，以及在一旁生火取暖的清國民眾們，營造出略帶荒涼寂寥的異國情調。
在上述描寫滿洲風景的作品中，石川多以灰色調來表現天空與遠景的色彩，此習慣與日後他對滿洲的風景記憶頗為呼應。如他曾表示滿洲「色彩模糊淡薄」，或是「假如嘗試表現上述三地的色彩，滿洲可說如同黃花，內地為桃花，臺灣則是紅花較多。然後依據風土來看，臺灣普遍的色彩多為黑色，內地或滿洲的空氣則是灰色」，而冬天更是「萬物消瘦、滿目蕭條」、「如同已死一般」。６
從這些詞句與色彩勾勒出的滿洲意象，皆與他後來所建構的明朗臺灣風景意象形成對比。換言之，滿洲經驗可能也是石川建構臺灣風景觀的對照之一。
【圖5】石川欽一郎，《日俄戰爭從軍速寫 首山堡》，1904，日本吳市立美術館
【圖6】石川欽一郎，《遼河の岸》，1907（《みづゑ》No.28）。
小結：戰爭經驗與遺緒
1907年，石川欽一郎調回陸軍參謀本部，再度回到熟悉的東京，沒多久卻又調到臺灣總督府陸軍部，銜命前往位於南方亞熱帶的海島。不過，與我們所以為的相反，最初他最主要的職務並非通譯或教職，而是跟隨理蕃軍隊深入山地，以畫筆紀錄軍事成果，延續過去如同從軍畫家的角色。
直到1916年，理蕃工作結束後，石川以身體不適為由，向軍方提出離職，正式結束長達17年的軍旅生涯。之後他前往日本、歐洲、中國等地旅行。一直到1924年，石川再度來臺──這次才以教師的身分，在臺灣撥下美術的種子，並扶持著臺灣美術展覽會的開辦。
又過了8年，高齡60歲的石川欽一郎退休，在學生的簇擁與不捨下，回到日本居住。然而昭和年間，日本軍國主義的氛圍再度高漲，對畫壇造成不小的影響。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表現戰爭題材、時局色彩的美術受到官方的鼓勵而大量出現。
時代變得太快，但年老的石川並未汲汲營營跟隨潮流。當他在東京與臺灣的畫友、同事必須配合描繪傳達聖戰意涵的畫作時，他並未表現強烈支持的態度──不僅是因為他已退居二線，也是因為早在30多年前，他就以軍人的身分走過戰場，在槍林彈雨中作畫過了。
在他辭世前完成的《神域より天の香具山を望む》【圖7】，以日本神話與國族起源的天香具山為題材。畫面取景的視角，選擇附近飛鳥時代的藤原宮跡，加上考古基地上立著的日之丸旗幟，雖然隱約傳遞出對聖戰與國族認同的隱喻，但遼闊、明朗的天空，相比他從軍時代的作品，則更顯疏朗、開闊。佈滿煙硝的灰色天空，已留在畫家記憶的深處。
【圖7】石川欽一郎，《神域より天の香具山を望む》，1940，
紙本水彩，48.0×58.0cm，靜岡縣立美術館。
1. 有關石川欽一郎早期的生平，參照顏娟英，《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臺北：雄獅美術，2005）。至於石川任職東京郵便電信局的經歷，參照彦根正三編，《改正官員録 明治26年甲1月》（東京：博公書院，1893），頁181。
2. 有關石川進入陸軍參謀本部擔任通譯生的時間，參照印刷局，《職員録 明治32年（甲）》（東京：印刷局，1899），頁201。
3. 中岡貞三郎、玉置正太郎著，《奉公美談》（京都：大谷仁兵衛，1901），頁22。
4. 石川欽一郎，〈塔塔加的回憶〉，《臺灣時報》，1929-11。收錄於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臺北：雄獅美術，2001）。
5. 相關介紹參考自闕宇彤，〈沉浸式數位科技始祖？談談來自18世紀末倫敦的視覺奇觀全景畫〉，《典藏ARTouch》。
6. 〈石川欽一郎氏（中）〉，《臺灣日日新報》，1909-06-24（版1）。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漫遊藝術史 灰色的天空：石川欽一郎的從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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