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歷史學柑仔店》百年「病夫」情結與「受害者」歷史敍事

當「病夫」在十九世紀被引介至清中國時,並沒有引起軒然大波和太多的激烈情緒反映,它甚至被接納援引以激勵當時改革的決心。可是隨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到了晚近,「病夫」已不再是改革者的夥伴,因為它已成為民族主義論述中,代表百年來民族受壓迫的屈辱象徵,它已成為民族主義者口中動員群眾、召喚民族恥辱的利器。

楊瑞松/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一、問題的緣起

2020年2月初,當全世界都關注中國武漢的疫情會如何發展時,《華爾街日報》刊出了一篇標題為「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評論文章。然而,這一篇主要是批評中國的金融秩序的財經評論文章(從其文章的副標題its financial markets may be even more dangerous than its wildlife markets 即可得知其主旨),卻意外地引發了中國官方以及民間的強烈反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指控《華爾街日報》刊登的這篇文章詆譭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努力,而且文章加上帶有種族歧視色彩的聳人聽聞的標題,不但違背客觀事實又違反職業道德,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引起廣大中國民眾的憤慨和譴責。另一位發言人華春瑩則指責該文作者應該為自己的言論和他的傲慢、偏見和無知感到羞愧

雖然這場風波之後隨著全球疫情惡化而逐漸淡化,可是「病夫」(Sick Man)一詞何以在今日會引發中國方面的軒然大波卻似乎乃是未解之謎。其實此現象乃是一個一百多年來曲折發展的歷史結果,雖然在我先前發表的專書和論文已經就此議題作出了詳細的分析,但是從2020年初的新聞風波看來,顯然這項歷史議題的分析仍有待更多人加以理解,以避免類似的跨文化間的誤讀和錯解再度發生

長期以來不論是在政治宣傳、公共論述、或是大眾文化傳播上,在有關身體文化的議題上,「東亞病夫」在廣大的全球華人文化圈內,可謂是耳熟能詳的字眼。1970年代時,李小龍在「精武門」電影中,以剛猛的體態、凌厲的身手,摧毀「東亞病夫」的匾額一景,可謂將洗刷「東亞病夫」民族恥辱的意識發揮到極致。

這種從身體而衍生出的集體恥辱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之為一種心靈集體創傷,深深烙印在近代海內外華人的心中。「東亞病夫」被視為是針對中國和中國人,具有雙重指涉對象的負面形容詞。

1972年由李小龍主演之電影《精武門》。(圖:網路)

本文將指出時下對於所謂「東亞病夫」的理解,事實上是一曲折的歷史建構過程的結果。但因為這個歷史過程的遺忘,使得許多人,包括學者專家等解讀「東亞病夫」的意涵或是其歷史意義時,大都犯了presentism的謬誤,而以一種非歷史(ahistorical)的詮釋方式,將時下通行於中國的理解,輕率地「讀入」歷史,因而得出一單純直線發展但卻是謬誤的歷史解釋。「東亞病夫」成為近代中國人認定是西方人主要的「中國人想像」的結果,不僅簡化了中西文化了解過程的多面性和複雜,也阻礙和誤導了中國文化界了解外在的世界到底如何想像和詮釋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真正顯著面象。我們將會看到百年來對於這個符號的意涵的操弄,導致了太多的情緒衝動和不必要的謬誤認知。它所代表的真正意涵,無乃是近代中國人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的過程中,愛恨情結交雜的最佳寫照。

二、「病夫」的誕生和轉化

對於通曉近代歐洲國際關係史者而言,「Sick Man」絶非是一陌生名詞。土耳其的前身,亦即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就因為其國力衰敗,屢為西方列強所欺且欲振乏力,而相傳為其強鄰的俄皇尼古拉斯(Tsar Nicholas I)在1853年間譏為「Sick Man of Europe」,而此一形容詞也在西方廣為流傳。換言之,在西方公共論述以「Sick Man」形容十九世紀末時國力衰敗,積重難返的清中國之前,鄂圖曼帝國因為其類似的處境,早已成為西方公共輿論中知名的「Sick Man」。這也正是為何轉載於《萬國公報》的《法國時報》的評論文章會以「今東方又有一病夫矣」行文,而《萬國公報》的編者也特別在其中加註說明歐洲各國已視土耳其為一病人的歷史背景。同樣地,刊戴於1898年英國Punch雜誌的一幅諷刺漫畫也是以「Another “Sick Man”」為標題,說明清中國和鄂圖曼帝國類似的困境。

事實上,在近代西方公共論述中,以「Sick Man」形容一個國家國力衰敗且欲振乏力的困境,並不限於指稱土耳其和中國。在1860年間,美國國會議員Cox也以「Sick Man」形容當時的墨西哥;不僅如此,近年來,包括英國、義大利、德國、奧地利、俄國、日本等,都因為其國力衰退且改革無力,被西方新聞媒體以斗大的新聞標題──「Sick Man」來形容其困境

《萬國公報》的《法國時報》以「今東方又有一病夫矣」形容十九世紀國力衰敗的中國。(https://reurl.cc/RjEV6G)

在十九世紀末期,由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影響,西方輿論界才開始大量將其早以習以為常的政治術語─「病夫」(形容一個國家長期衰敗又無力改革的窘態),應用到討論中國政治情況的論述。而這一新現象也經由此時期的中國翻譯出版新聞事業的媒介,傳播到當時的中國思想文化界。在具體的實踐上,《時務報》刊登大量的外國評論譯文的作法得到印證。如是觀之,不論是翻譯刋載以「夫中國一東方之病夫也」》為破題的〈中國實情〉一文,或是〈天下四病人〉一文,《時務報》均是以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用心,期勉中國的讀者能了解外國的觀察家對中國的改革的看法和意見,而非刻意報導外人如何惡意羞辱中國和/或中國人。

不僅如此,包括嚴復,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中國知識份子,也都在他們自己論述中國改革之道的文章中,以「病夫」形容中國的困境。在梁啟超1898年發表之「俄土戰紀敍」的文章開頭更明言:

西歐人恆言曰「東方有病夫之國二,中國與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內治不修,綱紀廢弛,官吏貪黷,魚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縛馳驟,激成民變;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屢起教案,授人口實,取怨各國,合而謀之。鳴乎,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何相類也!

從這一段話我可以清楚看出,梁啟超不僅很平實地引用了西方輿論對當時中國為「病夫」的說法,並且很巧妙地以分析土耳其為何削弱(因而是病夫)的「病因」,間接點出他對當時中國為何也成為是「病夫」的內政外交因素(嗚乎,其與今日中國之情實,何相類也!)。

中日甲午戰爭後的中國思想文化界,除了上述的變法圖強的危機意識外,另一項影響深遠的變化莫過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嚴復所引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中所傳遞的新「真理」─國與國之間的生死存亡競爭,事實上是種和種之間的生存鬥爭─成為當時救亡圖存思維的根本信念。國力的強弱不單取決於政府的領導和政策,更重要是,國家富強之本在於其人民的素質─強國必先強種。

這種把族力等同於國力的觀點,和政治改革需要從人的改造做起的新見解,可以說是十九世紀末中國思想界有關政改的一重大轉變,而清廷變法失敗更促成這一種信念的深化。論者大都以梁啟超在二十世紀初所發表之「新民說」為此新思維的代表作,梁氏在其著名的《新民說》上,有進一步的論述,而其改變也和本文的主題有密切關連,因此我們必須細究梁氏在《新民說》中,在有關體格體力上有那些新論點。

《新民說》中的〈論尚武〉一文發表於1903年,梁氏在此文中除了接續其先前批評中國民族長期尚文弱、缺乏尚武精神的論點外,更強調應以西方古代斯巴達的軍國民教育,從小培養國民剽悍勇猛之體魄。文中多次論及「病夫」描述當時積弱不振的清中國。可是在另一段話,「病夫」有了不同的涵意:梁氏很明確地以「病夫」形容所有的國人,而且梁氏更進一步說明其為中國「病源」:

中(國)人不講衛生,婚期太早,以是傳種,種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後,終日伏案,閉置一室,絕無運動,耗目力而昏眊,未黃耇而駘背;且復習為嬌惰,絕無自營自活之風,衣食舉動,一切需人;以文弱為美稱,以羸怯為嬌貴,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後,則又纏綿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鴉片以戕其身體,鬼躁鬼幽,躂步欹跌,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合四萬萬人,而不能得一完備之體格。嗚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以此而出與獰猛梟鷙之異族遇,是猶驅侏儒以鬥巨無霸,彼雖不持一械,一揮手而我已傾跌矣。嗚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吾望我同胞練其筋骨,習于勇力,無奄然頹憊以坐癈也!

梁氏此處的論點不但明言,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導的優勝劣敗之生存法則的國際競爭,為中國無可逃脫的現實局面;更重要的是,在強國必先強種的前提下,梁氏較其先前的論述更明確地指出:群國之人(四萬萬人)皆為「病夫」的局面是中國成為病國之因。在此,梁氏可謂「創造轉化」了原先「病夫」一詞在甲午戰後用來形容中國國力衰敗、無力改革的意涵。病夫不僅用來指涉中國,同時更轉化意涵,用來形容梁氏眼中,當下所見盡是「血不華色,面有死容,病體奄奄,氣息才屬」的四萬萬同胞。我們雖然無法百分之百斷言,梁氏是首先將「病夫」一詞作此項重要轉變的第一人,但證諸《新民說》之前,包含梁氏本人和其他人的政論思想中言及「病夫」的論述,梁氏在二十世紀初對「病夫」的解釋,明顯地出現和過往不同意義。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從「中國是東方病夫」轉而為「中國是東方病夫之國」的歷史演化過程─一項源自西方政論比喻性的說法,卻在近代中國的公共論域中,因為中國境內思想價值的變遷,其意涵被「創造轉化」而成為了百年來,近代中國有關民族特質的公共論述和共同想像中的重要因素。然而,面對這個源自西方的「病夫」、尤其是其後來被轉化成為批評每個中國人身體的「變形」雙重身份,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論述者並不是都能平心靜氣地看待它。在強調對「他者」的敵視,以強化我族意識的民族主義論述中(尤其此種敵視的合理化基礎是認為對方是無情的加害者,而我族則是無辜受害者),「病夫」說被理解成為是高傲的「他者」對我族尊嚴的惡毒羞辱。從這樣的角度出發,「病夫」說有關中國或中國人的負面批評是否言之成理並不是重點,反倒是其源自西方的「西洋」本質本身成為論述所著力之處。在這樣的解釋操弄下,「病夫」說最大的功用在於激發我族的集體受辱意識。

而這種「外侮」性質的強調,在1920年代通俗流行小說「近代俠義英雄傳」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文中小說作者借一前來天津賣藝的俄國大力士之口,以充滿挑釁的口吻向擂台下的中國觀眾宣稱: 鄙人在國內的時候,曾聽得人說,中國是東方病夫國,全國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沒有注重體育的。鄙人當時不甚相信,嗣遊歷歐美各國,所聞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國,細察社會的情形,乃能證明鄙人前此所聞的,確非虛假。9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說家在此以渲染誇大的手法,透過一位西洋人(俄國大力士),先是以見證者的身份,「報導」了在歐美各國,所謂「中國是東方病夫國和中國人都是病夫」的說法,已經成為了巷議街談,無人不知的話題的現象。小說家的文筆操弄,使得原先不過是西方輿論界在十九世紀末針對清中國國力的一句形容詞,成為歐美各國人士個個琅琅上口,用來鄙視中國,特別是中國人身體的嘲諷標籤。當然,這一位西洋大力士不僅是「見證者」的身份,在小說情節的安排下,他更是想像中數以萬計抽象的「高傲的西方人」的代言者,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廣大的中國人面前,肆無忌憚地公開以「病夫」這一邪惡的標籤來羞辱台下的觀眾。(當然,真正的效果是用來羞辱閱讀這本暢銷小說的廣大中國讀者)。在如此開場佈局下,作者再安排書中的英雄人物霍元甲以為民族雪恥的語氣回應: 他說中國是東方的病夫國,國人都和病夫一般,他是世界第一個大力士,卻怕我這個病夫國的病夫做什麼哩?煩足下去請他到這裡來罷。我霍元甲是病夫國的病夫,在世界大力士中,一些兒沒有聲名的;也沒有研究過體育,也不曾受全國人推崇,請他不必害怕,我此來非得和他較量不可!10

這一來一往之間的對話,不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百年來所謂英雄人物洗刷民族之恥「現代民族英雄事蹟」的腳本和縮影嗎?11當群眾們在觀賞李小龍在銀幕上奮力一擊,踢毁「東亞病夫」時,抑或聽聞新聞媒體興奮地以洗刷「東亞病夫」民族恥辱,來形容中國體育選手代表在國際比賽時的傑出表現時,大聲歡呼叫好、充滿洋溢「雪恥」的滿足之情的場景,成為屢見不鮮的現象,不過是證實了,「病夫」在原初的風貌─改革者口中用來自我批判和激勵「病國」的寫照比喻─已不再為人所熟悉了;代之而起的另一種符號操弄,尤其是在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的推波助瀾下,使得「東亞病夫」成為所謂國恥和民族之恥的象徵,是「他者」的無情惡意嘲諷,簡言之,是一項邪惡的符號─在二十世紀初期被中國思想文化界「改頭換面」的「東亞病夫」,經由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哺育」,已是「長命百歳」,深植於近代中國人的集體認同意識了。

三、Long Live the Sick Man?:百年來「東亞病夫」情結的省思

為什麼「東亞病夫」會有如此大的魅力,讓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者不斷地召喚它以激勵人心呢?要回答這一複雜的問題並不容易,本文將從兩個面象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首先,當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漸漸高漲,「病夫」說的外來屬性成為關注的焦點後,它就被詮釋為是西方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壓迫的另一種呈現方式─優越意識的白種人用語言暴力羞辱中國人的歷史事實。當這樣的觀點成為中國人民面對「東亞病夫」時,所預先被灌輸的信念時,這四個字的符號所代表的意涵,就成為是西方人以作賤中國人身體、羞辱中國人尊嚴的方式,來進行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另一種壓迫。在這種預期的心態下,「東亞病夫」一詞和所謂上海租界公園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中的地位是類似的;他們的真實性或實際內涵是不容質疑或分析的,因為他們已變成如同華格納的樂劇中,提示著「窮凶極惡的壞蛋」出場的引導動機(Leitmotif)樂句,他們的功用已經被設定是為喚起觀眾們對於「壞蛋」的負面情緒:要牢記「東亞病夫」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背後的黑手—西方帝國主義者。12

除了上述「東亞病夫」被定位為象徵西方帝國主義的語言暴力外,換另外一個角度而言,「東亞病夫」之所以在近代中國民族集體記憶中「屹立不搖」的原因,則應是它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受害者故事」(victimization narrative)為主旨的近代中國史的敍事脈絡中13,和其他的「角色」、「情節」安排的配合度可謂相當合宜。例如1994年中國共青團所刊行一幅「國恥記憶」宣傳海報《我們怎能忘掉》,即是以「為什麼龍的傳人淪為 “東亞病夫"備受欺凌」的文宣作為訴求。

這種配合性尤其呈現在和有關鴉片在中國近代史的角色的解釋上。雖然大部分有關「東亞病夫」的討論,都痛斥其為西方人對中國人的語言羞辱,可是也大都認同近代中國人體質病弱的說法;因而在解釋中國人何以病弱時,往往就把「鴉片毒害中國人身體」和所謂「東亞病夫」現象解釋為因果關係,進而產生如以下典型的論述: 中國人體質急轉直下,是西方列強為了打開中國的大門,罪惡地向中走私鴉片,並用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喪權國不平等條約,從而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導致了上至皇親國戚,高官顯貴,八旗綠營兵丁,下至庶民百姓,吸毒成癮,不能自拔,使國運陷入萬仞不拔的深淵,使國人的體質遭五臟俱毁而不見血的摧殘,自始蒙「東亞病夫」的屈辱稱呼。14

1994年中國共青團所刊行一幅「國恥記憶」宣傳海報《我們怎能忘掉》。(https://chineseposters.net/themes/patriotic-education-1994)

雖然梁啟超和嚴復等晚清思想家也認為鴉片有害身體健康,但是他們並沒有將鴉片盛行的主因歸咎於西方。但是類似上引民族主義論述的重點,則是很明確地強調鴉片貿易背後的「黑手」─西方帝國主義。換言之,鴉片和病弱的身體在這樣的歷史解釋脈絡中,均是曝露了西方暴力侵略的重要論證證據。15 在上述的民族主義歷史觀主導下,無論如何,西方是不可能在「東亞病夫」的論述中缺席的:如果近代中國人的身體沒有病弱,那麼「東亞病夫」證明為高傲的西方人「強加在中國人身上的帽子」,因此西方無疑是加害者(透過語言暴力);反之,如果近代中國人的身體真的是病弱不堪,那也主要是西方人所造成的(透過鴉片的毒害)。更嚴重的是,在第二種情況下,西方人居然又以「東亞病夫」二度以語言傷害其所殘害的中國人的尊嚴,使得中國人成為雙重受害者,西方因而更是邪惡的雙重加害者。所以,西方在這項以「東亞病夫」為主題的中國近代史論述中,是不可能擺脫掉其作為加害者的角色,不僅因為它與「東亞病夫」之間已經被定型而牢不可破的詮釋關係,也因為「東亞病夫」已成為了所謂鴉片戰爭開啟的近代中國「受害者」敍事史詩中不可或缺的一員。

如果我們將上述的分析,和本文先前對於「病夫」說在晚清時期的面貌的分析作一對比的話,我們將會驚訝地發現:當「病夫」在十九世紀被引介至清中國時,它並沒有引起軒然大波和太多的激烈情緒反映,它甚至被接納援引以激勵當時改革的決心;即使在它日後被引伸為是針對中國人身體素質而發的評語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改革者應用它來針對中國的各項缺點以促成中國人反躬自省。可是隨著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到了晚近,「病夫」已不再是改革者的夥伴,因為它已成為民族主義論述中,代表百年來民族受壓迫的屈辱象徵,它已成為民族主義者口中動員群眾、召喚民族恥辱的利器。百年來歷史的發展,居然使當年一位改革論述中的配角,轉而為「反對西方霸權」論述的要角,成為動員億萬中國人心敵視西方的象徵符號。

「西方來的病夫」,在百年中國的思想文化環境下,演變成如此新面貌,恐怕是當年不經意創造它的西方政論家所始料未及的吧! 在近代中國史還是維持「受害者故事」為其基調的前提,再加上2008北京奧運的推波助瀾的情況下,承受了沉重的歷史包袱的「東亞病夫」,雖然已是「一百多歲」垂垂老矣,恐怕還是未能「壽終正寢」,退出歷史舞台。誠然,從理性思想分析的角度而言,「東亞病夫」在近代中國「生根、成長、轉化」的過程中,充斥著太多認知上的謬誤和不必要的情緒操弄;但也正因為如此,它百年來的歷史動向不啻是近代中國人,在自我言詮和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對於西方和西方人愛憎交雜的矛盾心情的具體呈現的一頁滄桑史。

註:

1. 詳細中國官方的反應,參見以下新間報導〈肺炎疫情:「亞洲病夫」之稱引發的爭議〉,BBC News 中文,2020.02.12.。

2. 關於本課題的詳細分析,請參閱拙作,《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增訂版)》,台北,政大出版社,2016。

3. 《萬國公報》,第71卷,1894年12月,頁14885。

4. 有關「Sick Man」一詞在近代歐洲的政治論述時的使用例證,參見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對於sick man的解釋。

5. 可以從以下的網頁了解此現象:用來形容德國如“Germany: The Sick Man of Europe?”(18 July, 2004);形容日本如的“Asia’s Sick Man Jumps Out of Bed”(18 July, 2004);形容英國的如 “Is Britain Europe’s New Sick Man?”(18 July, 2004);形容義大利如“The New Sick Man of Europe”(18 July, 2004);形容俄國的如“The Sick Man of Asia: Russia’s Endangered Far East”(18 July, 2004);甚至在Wall Street Journal上還有形容全歐洲的用法:“All of Europe Is the Sick Man Now” (18 July, 2004)

6. 必須指出的是,從現有的英文相關資料看來,即使在文章中運用此一特定名詞(「Sick Man」)來形容當時的中國,也都是一語帶過,並沒有以斗大的標題作聳動式的宣傳。

7. 梁啟超,〈俄土戰紀敍〉,《飲冰室文集》,第3册,頁33。

8. 梁啟超,〈新民說〉,收入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頁163。

9. 見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頁160。

10. 向愷然(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頁168。

11. 小說中描述俄國大力士在知道霍元甲的實力後,不敢接受挑戰而且即刻轉往日本,不敢在中國繼續說大話傷人。有關近代中國文化史上,武術英雄何以成為替民族雪恥的代表人物的分析,參閱我先前的著作,〈身體、國家與俠──淺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身體觀和英雄崇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0卷第3期(2000),頁87-106。

12. 有關「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真實性,和其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的討論,參閱石川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收入於黃克武主編,《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2),頁137-156;Robert A. Bickers,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The China Quarterly, 142 (1995), pp.444-466.

13. 有關受害者故事主旨對中國近代史書寫的影響討論,參閱Peter Hays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43-53; Paul Cohen,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7, no. 2(2002), pp.1-39.

14. 高翠編著,《從“東亞病夫”到體育強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引文見頁9,其他細論和圖說見頁9-17。持類似的論點眾多,例如傅娟,〈十九世紀中英鴉片貿易合法化探析〉,《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23卷第2期(1996.04),頁126-132;鄭志林,〈識“東亞病夫”〉,《浙江體育科學》,第21卷第2期(1999.04),頁50-54。

15. 近來年已有中西學者重新檢討吸食鴉片和所謂國民身體素質的確切關連。不同以往將鴉片消費者一律視為毒品的上癮者的看法,新近研究將鴉片視為藥品、商品、消費品的角色,以重估它在當時社會中真正所發揮的作用和社會文化影響,而不再先入為主地以反鴉片者的立場和成見,作為檢視鴉片在中國的歷史角色的研究起點。相關討論見,R. K. Newman,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Reconsideration,” Modern Asia Studies 29, no. 4(1995), pp.765-794; Lars P. Laamann, “Pain and Pleasure: Opium as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8, no. 1(2002), pp.1-20;林滿紅,〈財經安穩與國民健康之間:晚清的土產鴉片論議(1833-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與近代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501-551。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歷史學柑仔店】楊瑞松:〈百年「病夫」情結與「受害者」歷史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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