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韻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自從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從一開始的實名口罩制，到今年的簡訊實聯制和最近的疫苗預約系統，政府的防疫措施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篇文章想簡單地談談在一千年前，一個沒有口罩、網路、手機、疫苗和國家隊的時代，當時的政府（指皇帝、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等）如何理解疫情、又如何防疫與抗疫。
一、面對被傳染的恐懼：宋代官員的看法
在討論宋代政府如何應對傳染病前，必須先處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宋代人認為疾病會傳染嗎？根據中研院院士梁其姿教授在2010年的研究，「傳染」一詞用來指疾病傳播的用法大約在950年出現，之後在宋代更加頻繁可見。在「傳染」一詞之前，古代中國醫書指疾病傳播的常用詞是「染」這個字。染在古代中國可以用來指布料染色、壞習慣的擴散、和疾病的傳播等。例如中國第一部病因學專著、由隋代朝廷編纂、成書於610年的《諸病源候論》，就提到某些疾病會「染著」、或「染易」他人。《諸病源候論》對於「染著」、「染易」的討論重點在於哪些病會染易他人、哪些不會，很少討論是透過什麼物質染易，例如是透過口水、還是物理接觸等等，更沒有當代生物醫學的細菌傳播和病毒傳播等概念。
《諸病源候論》對於「染著」、「染易」的討論重點在於哪些病會染易他人、哪些不會，很少討論是透過什麼物質染易，例如是透過口水、還是物理接觸等等，更沒有當代生物醫學的細菌傳播和病毒傳播等概念。（網路）
面對可能會傳染他人的疾病，宋代民眾的應對做法之一是拋棄病人，類似任其自生自滅。例如：將病人單獨留置在房中或小屋中，不提供飲水與食物等。這種做法引起了許多宋代官員的批評，許多地方官員也希望能革除此類風俗。例如：宋代隆興府進賢縣（今江西省南昌市）的縣令程迥在1176年撰寫了一部醫書《醫經正本書》，書中大力反駁疫病會傳染的觀念，認為人民不需要因此拋棄患病的親友。程迥生卒年不詳，只知道當時是位縣令，在宋代的文官體系中屬於低層文官。現存的宋代資料看不出他曾經受過系統性的醫學訓練、或曾經行醫營生。這種非醫生或沒有醫學訓練的人寫醫書的現象，在宋代很常見。
程迥主張一群人在同一地區同時得到某種病，是因為造成這些病的怪異之氣剛好出現在該地區和該時間。生活在該處的人們因為感應到這異氣，才會同時生病，並不是因為傳染。程迥的說法並非異想天開，宋代以前的醫書就有類似看法。前述的《諸病源候論》便提出：「傷寒」、「時氣」、「天行」這些疾病是指人感應到與氣候有關的外在環境之氣而生的病。例如：傷寒是觸冒到寒毒之氣（有點像我們現在還是會說感冒是因為著涼）。時氣和天行是感到四時失節之氣，例如：某一地本來應該是溫暖的季節，但天氣反而很冷；或是寒冷的季節，天氣反而溫暖。當地人群感應到這四時失節之氣，身體不好者，便會生病。除了「傷寒」和「時氣」等疾病名稱外，中國古代常用「疫」泛指一群人同時出現相似症狀的疾病。即使以現代生醫的觀點來看，造成一群人同時出現相似症狀的原因很多，除了傳染外，還包括食物中毒、中暑、空氣污染等。換句話說，宋代醫書對疾病的分類，並不像當代生醫一般存在著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的明確區分。
《醫經正本書》書影，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刻本。
與程迥同時代、也擔任過縣令等地方官職的知名思想家朱熹（1130-1200），卻提出另一種論點。朱熹認為這種強調疾病不會傳染、人民因此不需要畏避病人的論點，是從「利害」的角度來申論。朱熹並指出這種論點的缺點在於：當人民相信這番說辭、去照顧生病親友，卻因此得病時，仍然會拋下患者，避其唯恐不及。朱熹主張更好的、能真正教化人民的論點，應該是從「恩義」的角度來申論：官員應教導人民以恩義為重，即使有可能被傳染，仍不應拋棄患病的親友。朱熹對疾病是否會傳染的看法，明顯不同於程迥。兩人的例子顯示：宋代官員對於疫病是否會傳染，沒有統一的看法；但基本共識是，人民不該拋棄患病的親友不顧。
二、宋代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措施
宋代政府應對疫病的措施各色各樣，包括：皇帝舉辦祭祀儀式，祈禱疫情趕快結束、或下詔表達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深刻反省、或要臣僚直言進諫等。朝廷還可能派遣政府醫官診斷和治療病人、發放藥物、頒布醫書、煮粥賑濟人民、發放糧食、或提供病死者棺材等。有時某一地的疫病太嚴重時，還可能暫時減免該地的賦稅。有時候個別的地方官員會設立房舍，安置病患，甚至會依照病情輕重，安置在不同的房間，以防傳染；或是派人去掩埋患者的尸體。但此舉不一定是因為擔心這些尸體會傳染疾病，而是出於人道考量，或是擔心曝露在外的尸體，其污穢之氣會引發更多的疾病。
在上述各種措施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派遣醫生診治、頒布相關療法、和發放藥物。例如992年北宋（960-1126）首都開封（今河南開封）大疫流行，朝廷撥出五十萬錢買藥，並派遣十名醫官，分別駐扎在開封的交通要道上，讓患者問診並賜給藥物。1146年南宋（1127-1279）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發生瘟疫，朝廷派遣四名醫官到臨安府城內外看診、給藥。
除了疫情爆發後才介入外，宋代也有少數官員試圖事先預防疾疫爆發。其中一個例子出現在宋仁宗趙禎的在位期間（1022-1063）。事情開始於仁宗慶曆八年（1048）。那年夏天，黃河決口，改道北流，造成今天的河北一帶嚴重的水災。水災之後又發生饑荒，據說慘烈到人食人的地步。朝廷曾發錢賑濟災民，仁宗也派遣了使者去發放藥物。但許多災民們開始湧入災情較不慘重的山東地區。當時擔任青州（今山東益都）知州的著名文臣富弼（1004-1083），決定採取與過往地方官員完全不同的賑災模式。之前常見的地方官賑災模式是將災民聚集在城中、再施粥救濟。這些災民或在領粥時互相踩踏，或因領不到粥而餓死。其他活著的災民群集在城中，反而又出現新的疾疫。
考慮到災民聚在城中可能產生的死亡和疾疫風險，富弼決定採取新的方法。他向民眾募款，再加上公費後，徵集到十餘萬處的公私房舍。他將流民們分別安置到這些房舍中，再發放食物。對於協助賑災的官吏們，富弼不但詳細記載了他們的功勞，每隔五日便送酒、肉、飯等食物慰勞他們。這些官吏們遂人人盡力協助賑災。富弼還設立墓地，埋葬不幸死亡的流民們，並親自撰文祭拜這些死者。隔年，麥子大豐收，富弼讓流民們領取這些麥子後、回到各自的家鄉，最後共有五十餘萬的遊民存活。富弼的賑災模式，從此天下相傳，成為典範。
三、餘論：宋代醫療史在新冠疫情中的（可能）功用
前兩節簡單敘述了宋代官員對傳染的看法、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措施。這些故事對於當代的我們有什麼意義呢？更廣泛的來說，宋代醫療史的知識對當代有什麼意義？當然，後者是個龐大而複雜的議題，一般大一歷史學系的必修課可能要花每週兩小時、共十六週來說明歷史學的功用，遠非本篇小文可以解決。何況不同歷史學家對這問題，常有不同的答案。但最粗淺地來說，我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將歷史知識分為史學普及平台中的知識、和學術論文中的知識兩類來談。史普平台介紹的歷史，或多或少地簡化了學術研究中的複雜論述，例如：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爭論、史料年代判定的討論、對同一份史料的不同解讀、不同歷史觀間的辯論等。除了簡化研究論述外，史學普及文常佐以大量的歷史故事，希望增加讀者閱讀的趣味性。但這不代表歷史學者的工作日常就只是從史料中找故事。歷史學者作研究的目的也絕非僅止於挖掘和串聯有趣的故事，更多是外人看來嚴肅和枯燥的資料考證與分析。
相對於學術論文，史普文的意義之一，可能在於提供通俗易懂的文章，幫助更多的讀者以古鑑今。比如理解許多古人和我們一樣害怕被傳染；或是古今對照後，發現當代的一些相似抗疫和防疫的措施，在古代就受到質疑，從而更警覺地檢視當代的防疫措施的問題。例如：富弼發現施粥救濟反而造成災民搶破頭，容易出現踩踏意外，開始思考新的發放方式。而今年7月4日花蓮縣接種站讓排隊民眾以百米賽跑的形式，搶疫苗殘劑的登記資格，導致民眾摔倒受傷。隔日花蓮縣長率領團隊鞠躬致歉，提出新的預約方法。這事件與富弼的擔憂遙相呼應，都牽涉到地方官員該如何安全、合理地分配防疫相關物資。至於以古鑑今後，能否鑑往知來，就非歷史學之事了。畢竟歷史學者的核心研究目的是嘗試釐清過往發生之事，而非預測未來。
而本文中所談的故事若要放入學術論文，便需要更仔細地釐清和考證相關事件的內涵。以富弼防疫的故事為例，其中有許多疑點，需要歷史學者再深入辨析。例如：為什麼災情已如此嚴重，還有多餘的酒肉，能每五天就犒賞一次協助賑災的官吏？故事中的數字（十餘萬處的房舍、五十餘萬存活的流民），有沒有可能被誇大？如果有，為什麼要誇大？這故事是又誰寫下？為何寫下？又是怎麼流傳出去的？傳抄的過程中出現哪些情節變異？改變這些情節，又有何可能的功用？這些問題都需要歷史學者再搜尋和比對其他宋代的資料，才有可能進一步釐清。
或許有些人會疑惑：即使歷史學者盡力釐清了富弼防疫的故事，這些畢竟是一千年前發生的事情了，對當代有什麼意義呢？一個可能的意義是，當有人試圖用這故事（或其他類似的故事）為例，宣揚中華文明或是中華政府自古就有優良的抗疫傳統，或宣傳宋代在防疫上有重大進步、超越同時代的歐亞各國時，歷史研究可以幫助反思這些宣傳，避免歷史變成當代政治或國族宣傳的素材。此時，以古鑑今就不只是有趣的新知，而是有更迫切的現實意義了。
參考文章
梁其姿教授的文章參見：Liang, Angela Ki Che,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Chuanran Contagion in Imperial China,” In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edited by Charlotte Furth Angela KC Leung, 25-50.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文章下載）
其他有關中國古代傳染觀的繁體中文論著，可參：張嘉鳳，〈「疾疫」與「相染」──以《諸病源候論》為中心試論魏晉至隋唐之間醫籍的疾病觀〉，《臺大歷史學報》，第27期 （2001. 6），頁37-82。（收入李建民主編，《生命與醫療》（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390-428；收入林富士主編，《疾病的歷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頁157-199。）（文章下載）
關於宋代政府應對疫病的簡體中文專書，可參：韓毅，《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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