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菜市場政治學》疫情與政治如何互相影響?

假如從政治科學的角度來看,疫情跟政治之間的相關研究可以分成兩種不同的方向,互為因果。第一類,是政治如何影響疫情以及各種防疫措施。第二類,是疫情如何影響了民意,最後反映在政治事務上面。

◎王宏恩/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政治系助理教授

(資料照)

自從武漢肺炎疫情在去年三月爆發以來,至今一年在全世界已經奪走超過三百萬條人命。各國的政府推出了各式的防疫政策來圍堵疫情,而病毒以及各種政策也全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在經濟面的衝擊自然不說,許多行業被迫歇業或轉行。既然政治是眾人之事,而病毒影響了每一個人,那麼政治跟肺炎疫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假如從政治科學的角度來看,疫情跟政治之間的相關研究可以分成兩種不同的方向,互為因果。第一類,是政治如何影響疫情以及各種防疫措施。第二類,是疫情如何影響了民意,最後反映在政治事務上面。而在研究取向上,過去這一年的上千篇政治與疫情有關的文章中,有一半主要是針對民眾、而另一半則是針對政治人物上的討論。

政治如何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實行

首先就政治影響疫情來說,從去年三月各地政府實施各種防疫政策以來,民眾對於這些防疫措施的遵守程度,就很大的受到了政治的影響。Painter and Qiu (2021)追蹤了美國民眾在宣布居家隔離禁令後的每日手機移動距離、以及美國民眾的信用卡消費,發現民主黨執政州的民眾,在宣布居家禁令後更常待在家、而且更常線上消費;相較之下,共和黨執政州的民眾不管是在遵守禁令、或者轉成線上消費的比例都比較低。同樣地,Ansell等人(2021)追蹤了英國、瑞典、丹麥民眾的通勤資料,也發現位在「民粹主義政黨」支持者比較多的地方,民眾比較容易違反居家禁令而跑出來。

當然,台灣的政治科學家也沒有在這一波的研究中缺席,例如中研院吳文欽、成大沈智新、台大童涵浦教授就共同合作,透過問卷的方式,發現台灣民眾對政府透明度的認知跟防疫滿意度有很高的關聯,越覺得政府資訊透明,就越滿意台灣政府的防疫表現

當然,政治也影響了上頭的政治人物。Grossman等人(2020)就發現,美國民主黨的州長,相較於共和黨的州長,會更迅速的在推特宣布居家禁令、也更早且更常在推特宣布各種防疫措施。相較來說,共和黨的州長就幾乎都會晚一步才宣布各種措施。

從這些結果來看,防疫本身就都不只是科學的,而更是政治的。

民意的改變

(法新社)

另一方面,肺炎疫情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人們對環境、周遭的風險認知不同了。因為時空背景不一樣了,人們對於政治的思考自然也會不同。在武漢肺炎剛爆發時,一些前期的民意調查都顯示,人們因為追求安全,會比較傾向支持現任者,希望一個強而有力的現任者可以處理混亂的局勢,例如Bol等人(2021)針對歐洲八國在疫情前後連續三次的問卷,發現人們即使被居家禁令,但對現任者的滿意度、對民主的滿意度都提升了。

但同樣地,當人們感到不安全時,就會變得更趨保守。Rosenfeld and Tomiyama (2021)在疫情爆發前後追蹤了七百位美國選民的政治態度,發現疫情爆發之後美國民眾的性別偏見變得更為強烈,更傾向期待女性去完成女性刻板印象的事物(例如:家事),同樣的結果也出現在波蘭的民調之中(Golec 2020)。在疫情爆發的前期,人們往往民族主義(nationalism)情緒高昂,認為自己國家一定可以戰勝病毒,例如Hartman等人追蹤英國以及愛爾蘭民眾的政治態度,發現當疫情爆發後,人們的威權主義態度(意即崇尚強有力的領導者、不在乎既有法律規範)就更能影響人們的民族主義以及對移民的厭惡感。

但變成保守的更同時,人們往往也會越依賴自己所屬群體的意見,而這些意見最終會影響到防疫的結果。舉例來說,Oceno與Yen(2021,同樣是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就透過問卷實驗法,發現假如要說服美國少數民族打疫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跟她說有多少同族的人也要去打。

然而,這些因為環境不安全而造成的政治態度轉變,會隨著疫情越拖越長而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舉例來說,Hiko and Wang (2020,就是筆者本人啦!)在美國疫情爆發四個月後執行的線上問卷實驗法,發現當美國受訪者先被問到對美國本土疫情的看法後,民眾心中的民族主義程度(認為自己的國家很好、對於身為美國國民有光榮感)就下降了,尤其出現在民主黨的受訪者之中。相較之下,假如被問到對世界各地的疫情的看法,民族主義程度則沒有變。這可能跟美國當時已經被人們普遍認定防疫不力有關。

這種態度最終會轉化到選票上。Warshaw等人(2020)去年七月收集了全美各地的民意調查資料、以及收集了各地因為Covid-19肺炎而過世的人數比例,發現各選區的肺炎過世人數,會全面減少各個選區內民眾對於總統、共和黨參議員候選人、共和黨眾議員候選人的支持程度。

小結:民眾到底對誰課責?

(erfr)

這些結果看起來很直觀,但假如從政治科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屬於民主課責(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的一個重要主題。我們都說,民眾會反映偏好到選票上,會懲罰做不好的政治人物、獎勵做得好的政治人物。但是民眾關心的事到底是什麼事?民眾記住事情的時間長度到底有多長?假如真的有做對或者做錯,民眾到底會歸罪到總統還是市長身上?過去這些研究,大多是針對天災或者是經濟成長(例如這篇菜市場文:當選舉做不到課責也做不到選賢與能,民主還剩下什麼?)。而比較晚進的研究也逐漸發現,民眾在天災發生之後,到底會懲罰還是獎勵現任者,其實是取決於現任者的表現。假如現任者做得好(所謂做得好的定義,在過去研究當中是指天災後立刻發補助、或是正確的放了颱風假),那執政者支持率反而會提高。但假如面對天災後處理不利,那滿意度下降就是必然的。從這些結果來看,民主課責的機制確實是存在的,那這次疫情跟政治之間的關係自然也不例外。

當然,因為這次疫情是全球性的,因此歸罪的問題往往也不只是一國之內的問題。舉例來說,林宣佑(Lin 2021)的研究就發現,在美國民眾的心中,假如越覺得這次疫情是中國害的,那平均而言就會越支持美國在美中外交政策上有更大的動作,例如介入南海爭議、或者提高關稅。從這些結果來看,疫情本身作為一個重大事件,跟其他政治事件自然是連動的,無論是對國內議題或者是針對國外的外交政策皆然。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菜市場政治學 疫情與政治如何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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