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笛／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於3月10日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被美籍韓裔眾議員Young Kim問到有關台灣的議題時，難得稱呼台灣為國家（country）。引起台灣各界議論。
布林肯當時除了「絕對承諾」將推動台灣參與未來的世界民主峰會和開啟美台自由貿易談判、稱讚台灣的民主和科技優勢之外，還讚揚台灣能夠在防疫等方面為全球公共衛生做出重大貢獻 （“Absolutely committed to working on it. I share your view that Taiwan is a strong democracy, a very strong technological power – and a country that can contribute to the world, and not just to its own people. Covid is a very good example.”）。
我們皆非布林肯肚子裡的蛔蟲，無法確定此措辭是有意為之還是一時失言。但是此次足夠我們可以判斷：一來，布林肯此番對台灣的定位，在拜登的外交國安團隊內部討論中，應是常態；二來，此舉不無可能是為未來美台關係升溫，預試水溫之舉。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3月10日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難得稱呼台灣為國家。（REUTERS）
溫水煮蛙：從「戰略競爭者」到「戰略敵意者」
先參考前車之鑑。此番和拜登團隊的美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湯瑪斯-葛林斐德（Linda Thomas-Greenfield）於1月28日的參議院人事聽證會上的陳述，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當時湯瑪斯-葛林斐德於參議院上稱呼中國為美國的所謂「戰略敵意者」（strategic adversary），用詞之重，猶過於 systemic rival（系統競爭者）或 strategic competitor（戰略競爭者）等詞。
由於當時拜登團隊主流依然將中國稱為「競爭者」或「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而湯瑪斯-葛林斐德個人亦非中國或印太安全專家，因此她當時在修辭上的冒進升級，不無可能是談及專業領域之外時的有失精準或口誤所導致，也因此當時並無引來過多關注。然而，正是因為她並非印太專家，因此她的詞彙更高可能是在內部討論中被同僚用詞潛移默化（osmosis）而來。
再進一步推進，在湯瑪斯-葛林斐德不論是有意或是無意地「口誤」試過水溫，發現反彈不大之後，等到3月3日國務卿布林肯發表首次重大外交政策講話時，便不再客氣，堂而皇之將中國稱為「敵意者」（adversary）。
由此可見，湯瑪斯-葛林斐德一月底時使用的「敵意者」詞彙，是否代表她的個人判斷事小，她的「口誤」折射出她詞彙來源的拜登團隊的主流詞彙和思路，方才事大。
國新任駐聯合國大使湯瑪斯-葛林斐德。（AP）
放風向球、測水溫、預留戰略縱深
同理，布林肯此次是否口誤，重要性不大。若是「純粹口誤」（Freudian slip），則大有可能透露了拜登團隊內部對兩岸關係定位的真實想法。相對的，若是「有意口誤」，則進則拜登團隊或許是在試水溫，測試後續美台灣關係升溫的空間和成本（雖然可預期的未來裡未必會升級到國家二字）；退則布林肯在即將在阿拉斯加舉行的首次美中高階國安官員會議之前，預先修辭堅硬，拉開戰略縱深，以預留地步和累積籌碼。
展望阿拉斯加的會議，台灣議題上，突破空間並不大。北京方面，在兩岸議題上已經站穩「以我為主」四字訣，期待由長期雙邊的實力對比演變，以及中期對台統戰，累積籌碼。按照曾經合著《超限戰》的解放軍將領喬良去年年中的長文〈我們不應該跟著美國的節奏跳舞〉所揭櫫，中國近年來日漸傾向將美中關係視為兩岸關係的上位議題。美中關係定，則兩岸關係方會做出比較大的變動。
如今，美中關係不明，則兩岸議題突破空間有限。一來美中之間依然在北京要「戰略重置」（Strategic reset） 和華盛頓要「鞏固川普年代對華路線遺產」（consolidating Trumpian legacy on China policy）之間拉扯。二來，美國和中國在此次會議之前努力做期望值下調，雙邊皆再三強調會議將會是「坦誠而嚴肅的」（frank and／or forthright）。這是外交詞彙，翻成白話文便是兩邊都預期彼此立場將會南轅北轍，此次會談的意義主要不在達成結果層次的「共識」，而是貴在過程層次的「對話」本身。
美中「鬥而不破」和台灣價值
在美中雙方鬥爭方興未艾之時，舉辦會談意在彰顯「鬥而不破」的「不破」二字；反過來看，之所以需要強調「不（會）破」，便是因為雙方都承認了雙方正在「鬥」。既然在鬥，台灣議題上雙方達成突破的機率並不高。若有涉及，可望中方將持續提及台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不可或缺角色，而美方將強調台灣作為民主夥伴，美方將會持續支持台灣社會和平而自由地選擇自己未來的權益等熟悉論調。
台灣因應之道，在於一方面深耕台灣在自由民主價值觀、科技、和防疫／全球公共衛生等三方面的重大不可或缺價值，盼能在世界上以軟權力何實貢獻廣結善緣；二方面在於協助控管美國友台的政治成本，透過多邊和小多邊機制等渠道，達成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提高共同避險意識（awareness raising）、以及促進自身有意義實質參與（meaningful participation）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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