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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辭世》林孝庭:蔣經國、李登輝與台灣政治「本土化」二三事

2020-07-31 14:48

林孝庭/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胡佛檔案館東亞部主任

1971年秋天,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台灣最重要的盟邦美國也開始推動與北京的關係正常化,國家面臨重大危機,讓當時已取代年邁父親蔣介石逐步接掌國政的蔣經國,決心開啟台灣政治「本土化」工程,藉由栽培與吸收更多本省籍菁英進入黨政體制之內,配合政府推動政治革新與經濟建設等策略,以維繫國民黨在台威權統治正當性,此一政治工程讓蔣經國開始注意到李登輝並栽培之,結下彼此之間往後近二十年的深厚緣分。

在「革新保台」思維下,1972年春天蔣經國奉命組閣後,大幅改組人事,史無前例任命六位台籍人士入閣,其中也包括擔任政務委員的李登輝。當時美政府高層對於被小蔣延攬入閣的李登輝,感到一陣好奇;對於這位年僅四十九歲、擁有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學歷,然而入閣之前最高經歷僅為行政院農復會「組長」的年輕技術官僚,華府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眾官員遍尋內部所有卷宗,竟然找不到與他相關的任何資料,後來得知當時在國務院語言中心任職、一位中文名叫「柯逸山」(Paul E. Kovenock) 的中階官員,於1966年以訪問學者身分前往台灣進行兩年訪學時,曾與李登輝有所接觸,因而趕緊透過柯的個人回憶,來理解這位台籍政壇新秀。

蔣經國決心開啟台灣政治「本土化」工程,因此開始注意到李登輝並栽培之,結下彼此之間往後近二十年的深厚緣分。(圖:出自《新.台灣的主張》遠足文化提供)

柯逸山稱,李登輝在過去一段時間裡,與本省籍年輕一輩「激進份子」從甚密,1968年這批台籍人士在張俊宏、張育宏兄弟領導下創立《大學雜誌》刊物,此後李登輝常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參加雜誌社舉辦的讀書會,批評政府農業政策失當,柯憶及他在台北與《大學雜誌》的編輯群交往時,深刻感受到這群台籍知識份子皆把李視為英雄。當時李甫自康乃爾學成歸國,然在農復會依然未獲重用,僅擔任資深技正,直到兩年後才被提拔為組長。李無法在專業領域大展長才的挫折與苦悶,也被許多台籍人士視為國民黨忽視栽培本土菁英的一個例證。柯逸山觀察李登輝本人似乎非常樂意扮演一個中介者角色,讓台籍菁英透過他來影響國民黨,也讓國民黨透過他來承認其農業政策的錯誤,在柯看來,李似乎有一種異乎常人的本事,能同時滿足本省人與外省集團彼此的政治需求,讓那些向來對國民黨持批判態度的台籍菁英,逐漸被吸納至黨國體制之內。美中央情報局與國防部所屬情報部門隨後也分別提出分析報告,稱蔣經國延攬李登輝入閣的主要目的,在於欲透過李來與台籍反對派勢力進行對話,特別是當時強烈鼓吹台灣民主化與政治革新的自由派知識群體。

世人未曾知悉的是,1972年春,當蔣經國反覆思考組閣名單時,「李登輝」三個字最初根本不在其中,此刻他準備任命的七位行政院政務委員其實是葉公超、連震東、俞國華、李連春、高玉樹、崔垂言與林永樑,直到新內閣名單於6月1日正式對外宣佈的前一天晚上,小蔣的日記裡才首次記載「李登輝擔任政務委員」,這其中轉折為何,有待進一步發掘。以「後見之明」而言,李入閣的主要任務,應是協助行政院革新農業政策,至於美方人士稱,李擔負襄贊小蔣推動政府與本省社團之間的溝通任務,似非其首要職責。然無可諱言,自1949年起台灣經歷二十餘年威權統治之後,蔣經國願意啟用一位早年出身台灣共產黨、曾與「黨外」菁英從過甚密的年輕技術官僚出任要職,無疑在向廣大本省籍百姓釋出善意訊息,同時頗有對海內外各方傳達國民黨願意強化台灣人參政、分享權力之深層意涵。

蔣經國前往三芝李登輝老家作客(1979年9月)。(圖片來源: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

隨著台灣內部挑戰國民黨法統的民主化呼聲日益高漲,蔣經國要以「革新保台」的開明形象取得民心支持,又要設法安撫黨內頑固保守勢力的不安情緒,可謂費盡心思,整個1970年代,小蔣就在「開明」與「保守」兩條路線之間平衡與擺盪,小心翼翼地摸著石頭過河。蔣經國開啟「本土化」工程之餘,對於「黨外」人士欲爭取更多民主實踐、謀求打破國民黨一黨獨大的諸多政治衝撞行為,顯然無法苟同;1977年底,台灣舉行地方選舉,投票之前,蔣目睹本為國民黨員的許信良,違紀脫黨參選,不禁對於伴隨「民主化」而共生的選舉制度提出尖銳批評,他在日記裡寫道:

各種選舉美其名曰民主,或謂為民服務,而事實上則為名利而爭也,並且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政治上最卑鄙和惡劣的方法,可以在各項選舉活動中看得最清楚。可悲!可嘆!

蔣經國以個人成長背景與從政經歷,顯然無從理解為何「政治革新」的目標,非得要透過「選舉」運作才能達到,他在日記裡自問:

難道只有選舉才算是民主政治?在安定而清明的社會中,或許選舉可以反映一般民意,但在今天重利為先的社會中,選舉反而成了勞民傷財之舉,但是又不得不辦。

或許其心目中的理想政治體制,應是一種父權式、漸進式的開明專制,由國民黨繼續掌舵,以一批最優秀最專業的技術官僚人才,帶領著台灣衝破各種困難與挑戰,往前邁進,同時吸納更多本土菁英於「體制內」來貢獻長才,強化政府的正當性與代表性,而非僅是一味地仿效西方多黨競爭式民主政體。

1978年底美、中宣佈建交之後,國民黨的正當性又一次遭受重創。台灣在外交上益加孤立無援,執政國民黨為了維繫政權與社會穩定,在政策路線上無可避免走向保守緊縮,這就讓此後台灣內部局面出現晦暗不明之態,諸多政治事件如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乃至江南命案,皆是在此種政治氛圍趨向緊縮與肅殺的情況下發生。然事實上,國民黨的「本土化」政策並未因台、美邦交生變而動搖,蔣經國努力延攬更多優秀台籍人才進入政府的決心也未改變;1979年5月8日,蔣透過時任台北市長的李登輝,特意在李的故鄉淡水三芝安排一場午宴,邀請一批他希望提攜的台籍菁英聚餐,聯絡感情,除了李本人日後被提拔為副總統之外,當天另外兩位受邀者梁國樹與施啟揚,也於1990年代分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與司法院長。

蔣經國的去世,標誌著一股舊力量在台灣的結束,預言國民黨在台權力結構將從根本上被翻轉,並且將在民意壓力下,逐漸蛻變成為一本土性政黨,強化自身認同,甚至務實地放棄對中國大陸統治權主張,這些預測果真在1990年代實現。(圖:出自《新.台灣的主張》遠足文化提供)

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於蔣經國晚年為何選擇李登輝擔任副手,感到好奇,由於他從1980年起即不再寫日記,吾人無法從敝人服務的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所公開的日記內容,得知1984年春天他思索副總統人選時的內心想法為何。儘管如此,從現今所能取得之線索當中,仍可設法對蔣經國的「接班人」爭議,進行一番探討。無庸置疑,蔣對李登輝是具有好感的;1972年6月2日,行政院新內閣上任第二天,他在辦公室召見李登輝後,寫道兩人「談得很投己,為一優秀之科學人才」,雖僅是日記裡的一小段記載,卻已見他對李的賞識。1976年春天,台灣與南非共和國的外交關係有所突破,雙方決定互設大使館,蔣經國對此極為重視,打算派李登輝去擔任首任大使,替台灣拓展外交,然最後因外交部態度有所保留而作罷。1978年春,蔣經國被國民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之後,他開始思考副手人選與內閣人事案,此時不少黨國大老欲爭取副總統職位,令小蔣深感困擾,他最後選擇以台灣省主席謝東閔擔任副手,成為首位台籍人士出任副總統一職。蔣自認提名謝東閔乃「完全為黨國計,為公而無絲毫私心」,然而此一人選決定卻遭美國方面與部分國內人士的批評。儘管出現雜音,在推動本土化的時空背景下,謝的出線顯然是蔣平衡省籍考量下的產物,此例一開,未來只要外省籍人士繼續任總統,則副手由本省籍出任,即成為慣例。

除了副總統人選外,當時另外兩個重要人事案是行政院院長與台灣省主席,蔣經國在倪文亞、孫運璿、李國鼎與俞國華四人之中,選擇政治資歷最淺的孫運璿擔任閣揆,至於省主席一職,蔣竟然考慮由當時仍是政務委員、毫無地方行政經驗的李登輝,以搭雲霄飛車的速度空降接掌省政府。此大膽構想最後並未實現,蔣決定讓李先出任首都台北市長,再於1981年底接任省主席,比他原先對李的仕途規劃要遲了三年半時間。不論如何,整個1970年代蔣經國對李登輝的賞識與拔擢,確實出於真誠,蔣首度擔任總統之後,對不少黨、政、軍要員私下皆有所批評,惟獨對李讚譽有加,稱他「有工作熱情,又有新的科學觀念,可以培植的一位人才」,甚至還破例臨時邀請時任台北市長的李登輝,一同搭乘軍艦,與其他要員前往外島視察軍事戰備,對李近距離觀察、考核與栽培之意,不言可喻。

李登輝(左)陪同蔣經國巡視外島(1979年4月)。(圖片來源: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

蔣經國對李登輝的賞識與栽培是事實,然這是否即等同於他已選定李作為接班人,不無疑問,甚至連李登輝本人在生前也無法百分之百肯定。西方國家關注小蔣接班人議題,最早出現在老蔣去世一年之後的1976年春天,當時美、英雙方在華府進行例行性外交諮商時,國務院官員曾告訴英國駐美外交官稱,據他們觀察,蔣經國似乎已選定一名技術官僚作為接班人,美官員拒絕透露此人姓名,只稱該員既無軍方背景,亦無黨政人脈與基礎,因此在美方看來是一個「不甚理想」(unsatisfactory) 的人選,從事後諸葛角度觀之,此人應是兩年後被小蔣任命為閣揆的孫運璿,1984年春天當蔣經國以省籍考量提名李擔任副手,並希望孫繼續留任行政院長時,他心中或許考慮的是讓孫運璿,而非李登輝,成為六年後的總統人選,此種看法在當時在西方國家流傳地非常廣,美、英官方檔案皆顯示,1983年秋、冬之際,台北政壇一度傳出蔣經國因健康因素,有可能於翌年春天不會尋求連任,如此一來孫運璿極可能接班,而就在同一年,位高權重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王昇被小蔣外放到巴拉圭當大使,遠離權力核心,更是被美、英政府解讀為是在替孫運璿的接班,掃除一個大障礙。

無怪乎在得知李登輝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之後,英、美各國反應皆是一片驚訝;倫敦當局不認為李具備「充分資格」(sufficient credentials) 來擔任蔣的接班人,在政壇上比李資深的林洋港,條件都要來得更好,英國外交部還研判李登輝的出線,讓外省籍大老們相信其未來對政局更容易操控,甚至讓已被放逐到南美洲的王昇與其所代表的保守勢力,有反撲的機會。美國中央情報局則觀察稱,當孫運璿因健康因素意外退出政壇後,蔣並無積極培植其他特定接班人的跡象,在華府看來,於國民黨內毫無權力基礎的李登輝,根本無法駕馭龐大的黨國機制,蔣一旦突然身故,國民黨無可避免地將走向集體領導模式。平心而論,此時或許蔣本人對自己的健康狀況過於自信,完全沒料到竟然無法撐完第二任總統任期。

1981至1984年之間擔任美國駐台北辦事處長的李潔明 (James Lilley),是首位大膽預言李登輝將是蔣經國繼承人的外國人士。早年出身中央情報局的李潔明,對於前來台灣服務有著一股莫名的熱忱,1981年夏,他甚至遊說老長官、時任副總統的老布希 (George H.W. Bush) 替他爭取到派駐台北的機會。三年後,在即將結束駐台任期、準備調回美國前夕的1984年1月6日、7日兩天,李潔明應時任台灣省主席李登輝之邀,兩家人結伴進行一趟環島旅遊,這也讓李潔明有了近身觀察李登輝的機會。在隨後拍發回華府的觀察報告裡,李潔明稱此趟旅行充分見識到李登輝的本土政治性格,兩人私下交談時,李登輝反對北京所提一國兩制方案,並多次提及日本殖民台灣之經歷,且毫不避諱討論當時島內方興未艾的「黨外」運動。在李潔明眼中,李登輝充滿著豐富想像力,興趣廣泛,他展現超強親和力,沿途與小老百姓們握手、合影、話家常,甚至即興式地抱起幼兒親吻,作風顯然與大多數拘謹的外省政治菁英有不小差異。一個多月後,李登輝獲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李潔明在第一時間即向華府報告稱,儘管「副總統」一職無足輕重,然考量小蔣身體狀況不明朗,這位健康且精力充沛的台籍人物,必將登上大位,掌握實權,有趣的是,華府中央情報局的內部分析顯然不贊同「系出同門」的李潔明所做出的判斷,直言李登輝被選為副手,除了是蔣經國向外界表達其延續本土化政治工程的路線不變外,真正權力仍將被牢牢地握在國民黨內的外省集團手上,蔣甚至有可能進一步讓外省籍保守勢力讓步,以沖淡其對於本土人士影響力上升的憂慮。

李登輝生前曾將其在三年半副總統任內數次與蔣經國會晤時的筆記,交給國史館出版,檢視其內容,較令人矚目的是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985年「江南案」的發生,特別是有意追隨父親腳步踏入政壇的蔣孝武被影射牽連其中,成了蔣經國加速台灣民主化的催化劑,他數次公開宣示中華民國沒有繼承人問題,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一任總統,以及台灣不會出現軍政府。翌年春天,蔣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政治革新方案,任命一個由十二名中常委所組成的「政治革新小組」來研擬中央民意代表改選、省市長民選、解除戒嚴與開放黨禁,此後一段時間,小組定期集會,逐項討論修法事宜,以配合民主改革進程,此時李登輝被蔣經國委以與「黨外」人士溝通對話的重任,當時輿論風向開始鼓吹威權體制已行不通,國民黨必須開放政權,只不過李登輝目睹此一重大政治工程,曾感嘆國民黨內除蔣經國本人之外,其餘大老並無真正改革決心與共識,相當程度上都在敷衍,「敷衍給蔣經國看」。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於台北圓山飯店集會時,臨時變更議程,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消息傳出後,國民黨上下都在等待蔣經國的態度,李登輝回憶,蔣當下指示「此時此地,不能以憤怒態度輕率採取激烈行動,引起社會不安,應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的安定為念」,並於九天後,利用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萊姆 (Katherine C. Graham) 女士專訪時機,親口宣示台灣將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報禁,間接向外界宣告他將允許民進黨成立並合法化。

然而華府情報單位對於台灣未來是否能夠真正走向民主化,仍不表樂觀,中央情報局研判當時亞太地區形勢的急遽變化,讓蔣經國無法不採取改革行動來強化國民黨的開明形象;當時台灣南鄰菲律賓發生「人民力量革命」,執政長達二十年的馬可仕 (Ferdinand Marcos) 遭到推翻,倉皇流亡海外,北邊的韓國,民主化運動也風起雲湧,這些都讓蔣心生警惕,美方因而高度懷疑蔣經國是否真心推動改革、願向「黨外」釋出權力,抑或只是在分化反國民黨力量,消弭島內政治緊張對立,甚至根據中情局在台掌握之內線情報,大膽預言健康狀況不佳的蔣經國極可能在該(1986)年年底主動辭去總統職務,免除儀式性任務,但仍將以國民黨主席身分繼續主掌國政,而毫無政治班底的李登輝一旦繼任總統,極可能僅是一名空頭元首,屆時政府運作重心將落在行政院,而非總統府。華府還認定「後蔣經國時代」的國民黨,不論步入集體領導制或由李登輝取得部分權力,台灣政局未來仍將被外省集團所掌控。觀察此後台灣政局演變,顯然與中情局的評估有不小的差距。

1988年1月13日下午蔣經國於七海官邸突然大量吐血,因急救無效而撒手人寰,消息傳出後,立即引發國際關注。在日本沖繩的中央情報局遠東總部裡,美方人員評論蔣經國的辭世,同時標誌著一個「時代」(era) 與一個「朝代」(dynasty) 的終結。在華府白宮,美國總統雷根獲報後,立即與幕僚討論,準備敦請前總統福特 (Gerald Ford) 率領一重量級代表團前來台北悼唁。在倫敦的唐寧街十號,由首相柴契爾夫人主持的內閣會議上,英國內閣眾官員咸認為蔣經國的去世,標誌著一股舊力量在台灣的結束,預言國民黨在台權力結構將從根本上被翻轉,並且將在民意壓力下,逐漸蛻變成為一本土性政黨,強化自身認同,甚至務實地放棄對中國大陸統治權主張,這些預測果真在1990年代實現,對政治風向判斷始終老練的英國人,依然有著極為敏銳的洞察力。

生前多次自詡從「蔣經國學校」畢業、於1990年代因推動台灣民主改革而被譽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如今也離開人世。(圖:出自《新.台灣的主張》遠足文化提供)

同時接受中國傳統文化與蘇聯馬列社會主義洗禮的蔣經國,其治理台灣風格,既與父親蔣介石時代所呈現的那種天朝制度崩解後,舊式軍閥專權色彩濃厚的統御術有所不同,也與他身後本省籍李登輝、陳水扁所代表的「皇民化」與「去中國化」政治性格,有著天壤之別。生前多次自詡從「蔣經國學校」畢業、於1990年代因推動台灣民主改革而被譽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如今也離開人世,然而吾人對於李登輝治台風格、其對台灣政局帶來何種影響、以及有關其歷史評價的研究與討論,或許才正要開始。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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