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雀
中國武漢爆發新型冠狀肺炎之初，各界約定俗成以「武漢肺炎」命名，台灣則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做為法定傳染病的正式名稱，後來世界衛生組織以避免汙名化地區為由，正式命名為「COVID-19」。其實，以疫病發生地點的命名傳統相當悠久，一點都不足為奇。當全球疫情升溫，中國為了漂白而將這新型冠狀病毒的源頭指向美國，表示係由美軍帶進中國，川普亦不甘示弱，公然稱之為「中國病毒」。另外，美國一名眾議員舉行網路票選，「中共病毒」以過半數得冠。
美、中兩大強權互相指責，一來一往，不禁令人回想五百多年以前，「梅毒」這個令人難以啟齒的疾病，亦曾被惡意冠上不同國名，甚至被視為美洲人毒害歐洲人的疫病，以報復歐洲人將天花、麻疹、斑疹傷寒等疾病傳入，造成美洲原住民大量死亡。
梅毒是梅毒螺旋體所引起的一種疾病，主要是透過人類性行為傳染。翻閱歷史，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舒伯特（Franz Schubert，1797-1828）、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波特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馬奈（Édouard Manet，1832-1883）、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等名人可能都染上梅毒。對於這個疾病的源頭，有兩種假設：一說早就存在於歐洲，直到十五世紀才被發現；另一說是來自美洲，首批隨著哥倫布抵達歐洲的印地安人可能是帶原者，也可能哥倫布本身、或其他船員從美洲帶回歐洲。
梅毒是性病，是禁忌，患者雖然羞憤卻幾乎不敢張揚，以免自己混亂的性關係被攤在陽光下，只好將這隱疾歸咎於他人。（圖：網路）
1494至1495年間，義大利拿坡里出現梅毒傳染，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間點相當時近，因而有梅毒源於美洲之假設。其實，當時爆發「義大利戰爭」（Guerre d'Italia，1494-1559），歐洲強權相繼捲入這場冗長的戰爭，法國當然也不例外，於1494年出兵拿坡里，不久後法國軍隊爆發梅毒傳染，拿坡里人於是稱那是「高盧疾病」，而這「高盧疾病」隨即傳播至歐洲各地。
1530年，義大利醫生兼作家的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Girolamo Fracastoro，1477-1553），以拉丁文寫了一部共三卷的史詩，題為《西皮里斯或高盧疾病》（Syphilis, sive morbi gallici），主人翁「西皮里斯」這個名字，係從奧維德（Publius Ovidius Naso，43 BC -17AD）的神話作品《變形記》（Metamorphoses）得到靈感。根據神話傳說，尼俄伯（Niobe）有七男七女共十四名子女，由於她喜歡炫耀自己的子女，引起阿波羅（Apollo）與阿提米絲（Artemis）的不悅而以箭射殺全數子女；其中，尼俄伯的第二個兒子名為「Sipylus」。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將「Sipylus」改為「Syphilis」，以充滿田園式的敘事手法，描述牧羊人西皮里斯背叛了阿波羅，阿波羅於是懲罰他，讓他染上一種前所未見的怪病，身體長出潰爛紅疹，最後病菌侵犯全身的器官及組織而亡。
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筆下的「西皮里斯」即梅毒，他藉詩的語言傳遞梅毒各種症狀及其治療方式，並暗喻染病原因乃與褻瀆、不潔、背叛、不忠有關，自此這個隱疾就被命名為「Syphilis」直至今日。
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圖：網路）
1546年，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完成散文《論傳染病》（De Contagione），書中除了再度談到梅毒之外，亦提及許多瘟疫係透過生物接觸而傳播，因此隔離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致力於研究梅毒，並得出結論，認為梅毒並非來自美洲印地安人，為美洲洗清汙名。
梅毒是性病，是禁忌，患者雖然羞憤卻幾乎不敢張揚，以免自己混亂的性關係被攤在陽光下，只好將這隱疾歸咎於他人。於是，在義大利、德國、英國，梅毒被稱為「法國疾病」。法國人稱之為「義大利疾病」或「拿坡里疾病」。在俄羅斯，被當成「波蘭疾病」。到了波蘭，又改名為「德國疾病」。在荷蘭人、葡萄牙人與北非人的口中，成為「西班牙疾病」或「卡斯提亞疾病」。西班牙以「葡萄牙疾病」或「高盧疾病」稱之。波斯人認為那是「土耳其疾病」。土耳其人相信那應該是「基督教的疾病」。日本人一開始稱之為「中國瘡毒」，後來則改稱為「葡萄牙疫病」。
疫病的命名除了有其時空背景之外，或多或少帶有興味。無論「高盧疾病」、抑或「拿坡里疾病」，暗藏惱羞成怒的情緒，甚至流露出互相詆毀的邪惡人性。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疫情，誰的疾病不是重點，如何抗疫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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