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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抵抗制裁、翻轉世界

人們習以為常地一切「向西看齊」,然而現在各個不同的區域也逐漸掌握了自己的話語權。世界局勢會不會就此翻轉,沒有人說得準。釐清了歷史脈絡,便會發現很多價值觀並沒有絕對且永久的優勢,唯一不變的,是世界局勢總是在流動的狀態中。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019年12月21日,吉隆坡高峰會(Kuala Lumpur Summit)上聚集了來自馬來西亞(Malaysia)、土耳其(Turkey)、伊朗(Iran)、卡達(Qatar)等國家領導人,這場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對抗來自於美國的經濟制裁。上述幾個國家中,伊朗應算是現階段最直接對抗美國的伊斯蘭國家-主流國際輿論譴責了近40年,背負邪惡國家的罵名。

敵對霸權本身並沒有什麼錯,畢竟也沒有任何國際規範要求各國都必須和霸權友好,但歷史的教訓是:不與霸權為伍是在國際社會求生存的原罪。

吉隆坡高峰會上聚集了來自馬來西亞、土耳其、伊朗、卡達等國家領導人,這場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對抗來自於美國的經濟制裁。(EPA)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阿拉伯地區在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瓦解之際隨即被英法兩國佔領,使得阿拉伯人抵抗西方霸權的情況屢見不鮮。伊拉克(Iraq)地區在1920年已有大規模的抗英運動,往後伊拉克人的反英情緒也與反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Zionism)結合,這逼使英國在1931年有限度地同意伊拉克獨立,且在隔年邀請伊拉克進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凱末爾(Mustafa Kemal)領導下的土耳其,對英國在西亞的優勢造成威脅。而伊朗與阿富汗由於向來受英國壓迫,在一戰之後國內也都有濃厚的反英氛圍。於是,1937年出現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結盟的態勢,四國在伊朗德黑蘭(Tehran)的沙阿德阿巴德皇宮(Saad Abad)簽訂條約,協議互相尊重、維護區域安全。

但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擔憂德國勢力將滲透到西亞地區,於是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埃及先後淪為英國勢力範圍,中斷了西亞國家自主的機會。戰後旋即進入美國與蘇俄對峙的冷戰(Cold War)時期,走「第三路線」的倡議出現,1955年以印度(India)為首的亞非國家,集結在印尼(Indonesia)的「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上,與會的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ial Nehru)、埃及總統的納塞爾(Abdel Gamal Nasser)都是主張擺脫冷戰壓力的重點人物。但實際上要完全成為冷戰的「不沾鍋」卻相當困難,蘇俄為了將勢力擴張到西亞,承諾提供埃及諸多協助,儘管納塞爾在「萬隆會議」上表達不願加入冷戰任何一方的態度,但蘇俄提供的協助對埃及而言卻是相當實際。

1956年10月埃及在蘇伊士運河戰爭(Suez Canal Crisis)力抗英國、法國與以色列,一時之間將自己的地位推上了阿拉伯世界的頂端。隨後,「納塞爾主義」(Nasserism)蔓延西亞。同一時期,英國主導了西亞地區圍堵共產勢力的「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sation),組成國有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Pakistan)。目的之一,就是藉該組織孤立埃及。此後,埃及與敘利亞(Syria)雖欲合併以一統阿拉伯世界,卻因敘利亞不願將一切交由埃及主導而在1961年破局。蘇俄並未減少對埃及與敘利亞個別的支持,在西亞仍令西方國家備感威脅。1958年,伊拉克在革命後出現反西方帝國主義政府,使得「中部公約組織」失去作用,但整體來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土耳其、約旦(Jordan)都較向西方世界靠攏,仍比埃及與敘利亞擁有優勢。

二戰後旋即進入美國與蘇俄對峙的冷戰時期,走「第三路線」的倡議出現,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與會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的納塞爾都是主張擺脫冷戰壓力的重點人物。(圖:網路)

從上述這段的歷史脈絡中可以看出,在冷戰時期西亞地區要組建對抗西方勢力的聯盟,有相當大的難度。畢竟冷戰時期西亞各國都處於西方的壓迫之下,被佔領、控制,也有人認為應與西方靠攏與釋出善意,例如伊拉克在1958年之前就有這類的路線爭議。此外,伊朗與土耳其雖然都抗拒英國,但在二戰期間與戰後也都因受到蘇俄的壓力,轉而向西方靠攏。美蘇的冷戰戲碼在西亞上演,導致西亞各國必須選邊站以求「保命」。然而,誰能料到1977年底埃及與以色列和談,讓美國與以色列陣營多了新成員,搞不好西亞地區國家將停止對以色列施壓,但誰也沒料到,1979年伊朗革命竟然換來反美的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政府,連帶也對抗和美國友好的國家,如以色列與沙烏地。

也沒有人料到,在西亞的彼端,東南亞的馬來西亞(Malaysia)自1960年代完全脫離英國獨立之後,強調自己是伊斯蘭國家,除了對抗西方帝國主義之外,也連帶反以色列,1981年馬哈地(Mahathir Mohammad)擔任總理之後更加如此。西亞的伊朗自此與東南亞的馬來西亞結合,成為跨區域反以色列的合作勢力,迄今以維持友好關係近40年。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11年敘利亞內戰之後,土耳其有意維持敘利亞政府的穩定,以防止邊界安全出現疑慮,但西方軍隊的介入讓土耳其與美國關係也不甚和睦。2017年阿拉伯半島的卡達(Qatar)因長期批判沙烏地、又與伊朗友好,遭到沙烏地與周遭國家封鎖...。以上諸多因素,把伊朗、土耳其、卡達、馬來西亞慢慢「送作堆」,形成今日四國結合的景象,而且明顯與美國、沙烏地、以色列對抗。

日前,伊朗外交部長薩里夫(Javad Zarif)與印度外交部長在德黑蘭會面,商討未來雙方的友好對合作關係,以及如何共同應對區域及全球議題。薩里夫在推特(Twitter)說道:「我們(伊朗與印度)的關係自古以來就存在了,有歷史脈絡可循,也是堅不可破的。」這代表從西亞、中亞到南亞,合作的態勢越來越成形,儘管合作不等於共同對抗西方勢力,卻也展現出一定程度的自主,具有擺脫上個世紀被列為第三世界的意涵。

人們習以為常地一切「向西看齊」,然而現在各個不同的區域也逐漸掌握了自己的話語權。世界局勢會不會就此翻轉,沒有人說得準。釐清了歷史脈絡,便會發現很多價值觀並沒有絕對且永久的優勢,唯一不變的,是世界局勢總是在流動的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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