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伊朗作家莎塔琵（Marjane Satrapi）的漫畫《茉莉人生：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台灣近日出版了繁體中文版。這部漫畫敘述她歷經1979年伊朗革命前後的故事。即使這本漫畫整體內容並不算很「政治化」，但從其敘事中卻可窺見近百年伊朗政治的發展過程。透過這本以漫畫形式所呈現的個人故事與歷史背景，也可大致理解一部分的伊朗現代史。
《茉莉人生：我在伊朗長大》繁體中文版。（圖：博客來）
莎塔琵在書中提到，她的家庭持反對1979年之前的巴勒維（Pahlavi）政府立場，她父親曾提到爺爺是前朝的王子。巴勒維之前，伊朗本是由卡加（Qajar）王朝掌政，但在1926年由軍人禮薩巴勒維（Reza Pahlavi）擔任國王之後，卡加王朝便走入歷史。關於莎塔琵家族與卡加王室的關係，本書說得比較簡略，應該只是遠親，並非直屬關係。書中莎塔琵的父親形容禮薩巴勒維是「目不識丁」的小軍官，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更是糟糕，1979年的革命是「2500年的專制和屈服，革命喚醒了人民」，巴勒維政府的一切都是貪污腐敗與不公不義。
莎塔琵的父親形容禮薩巴勒維是「目不識丁」的小軍官，其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更是糟糕，1979年的革命是「2500年的專制和屈服，革命喚醒了人民」，巴勒維政府的一切都是貪污腐敗與不公不義。（圖：取自電影《茉莉人生》）
莎塔琵對家族的立場其實有所質疑，畢竟在她成長過程中所受的教育，只要課本一翻開就是強調巴勒維國王有真主阿拉（Allah）加持的神聖性，只是內容與家中長輩所說的故事有著天壤之別，這是歷史記憶的問題：上一代的歷史記憶與下一代的生活經驗有所差距，以致於不同世代的人對於同一段歷史會有不同的看法。莎塔琵父親與家人認同卡加王朝，自認是被巴勒維政府「加害」的「受害者」，但莎塔琵的生命中並沒有這樣的經歷，而且事實上，巴勒維時期的社會面貌多采多姿。對於家中的「洗腦」，莎塔琵並沒有完全認同。
眾所皆知，伊朗是伊斯蘭一神思想的國家，似乎不易接受不同理念與意識型態。但這是些先入為主的偏見，從莎塔琵描述童年的情況中可發現，左派的無神信仰在伊朗相當受歡迎。許多學者都提過這個現象，例如著名的社會學者夏里阿提（Ali Shariati），在1977年去世之前，他推崇左派的革命思想。由於伊朗北方就是蘇俄，左派思想早在1920年代之後便已在伊朗西北方亞塞拜然省（Province of Azerbaijan）發展。儘管二戰時期蘇俄與英國都佔領過伊朗，戰後蘇俄仍與伊朗有領土上的爭執，但伊朗境內的左派勢力，例如人民黨（Tudeh Party），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對伊朗政局發展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
即使到60、70年代，左派組織仍很活躍。不論人們是否好奇無神左派與一神伊斯蘭要如何共處一室，但左派在伊朗擁有龐大勢力確實無庸置疑。莎塔琵提到幼年時與朋友的遊戲，就是扮演托洛斯基（Leon Trotsky）、卡斯楚（Fidel Castro），而這兩人共同的特色都是革命人士，她還讀過左派思想的漫畫。美國的左派史家亞伯拉罕米恩（Ervand Abrahamian）的巨著《兩次革命間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及相關著作，都提供了相當多且細微的伊朗左派發展史。
莎塔琵提到幼年時與朋友的遊戲，就是扮演托洛斯基、卡斯楚，而這兩人共同的特色都是革命人士。（圖：截自英文版Persepolis）
莎塔琵的伯父認為，1979年的革命本來是「左派」的革命，卻成了「伊斯蘭」革命，而國家名字叫做共和國，卻又要冠上伊斯蘭之名。這也與筆者的認知相似，筆者的伊朗友人也說過那本來就該是左派革命，最後卻是宗教人士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收割成果」。可開玩笑地說，何梅尼不應是「伊斯蘭派」，而是「收割派」。阿塔巴基（Touraj Atabaki）編輯的《20世紀的伊朗史學與政治文化》（Iran in the 20th Century: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al Culture），便批判著現今宗教政府只強調他們認可的伊斯蘭立場、而刻意抹去不同立場的歷史。
眾所皆知，伊朗是伊斯蘭一神思想的國家，似乎不易接受不同理念與意識型態。但這是些先入為主的偏見，從莎塔琵描述童年的情況中可發現，左派的無神信仰在伊朗相當受歡迎。（圖：取自電影《茉莉人生》）
從史實的發展可以看到，在1979年2月革命後領導臨時政府首相是巴札爾干（Mehdi Bazargan），但逐漸地收割派何梅尼卻掌握權勢，例如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到處逮捕與處決不認同伊斯蘭共和國的異議份子。然而，莎塔琵在書中卻沒有說明政治權力為何會有這樣的轉移？為何臨時政府時期的國名與政體的公投結果讓新政府稱為「伊斯蘭共和國」？也沒有說明憲法制訂會採用何梅尼的宗教觀點？這可能是個無解的問題，應該連伊朗人都不知道為什麼1979年之後何梅尼能夠掌握政權，只能說何梅尼擁有「個人魅力」（charisma），誰也無法解釋到底這個人為什麼會成為掌權者。
對於部分伊朗人來說，巴勒維走了，卻意外換來一個更糟糕的何梅尼，既有人覺得巴勒維不該離去，也有人推崇何梅尼，但也有如莎塔琵這樣既不甚認同巴勒維、卻也不認為何梅尼帶來什麼好處的人。其實，每個國家在發展的每一時期都有其特有的目標與政策，沒有誰一開始就抱著出賣或搞垮國家的初衷，只是不同時期中總有發展目標下的得利與受害者，感受當然也不同。
《茉莉人生：我在伊朗長大》一書就是莎塔琵的個人觀感。例如1979年革命後女性必須穿戴頭巾與長袍的政策，固然很多人認為不合理，但對於當時的掌權者而言卻有其必要性。當時的伊朗社會已經習慣所謂西方女性服飾的標準，卻忘了當更早期的巴勒維國王推動西式服飾、拿掉女性的伊斯蘭頭巾時，也曾面對過相同的批判聲浪。況且，在革命後的新一代伊朗年輕女性中，也有不少人認為無論是出於個人意願或是宗教信仰，穿戴頭巾與長袍才是伊朗自我的特色。
總結20世紀的伊朗歷史，1920年代禮薩巴勒維時期，英國是主要的外來強權；1960年代後的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時期，美國則是主要的外來勢力。1979年革命後，何梅尼以加強伊斯蘭的認同做為對抗外來勢力的致命武器。伊朗這百年來的歷史變化與其中意涵，再多《茉莉人生：我在伊朗長大》也說不盡。期待有更多相關書籍引進台灣，讓大家更瞭解百年伊朗的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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