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偶然言中》談蔡總統投書:民主固然值得自豪,對外溝通時仍須考量文化和語境差異

「辣台派」中心思想,體現在修辭上時,因為台灣和歐美的文化脈絡不同,「對內凝聚向心力」和「對外爭取認同」也屬於兩種不同語境,用詞上也應該微調。在視野放眼全球而非僅僅兩岸的歐美政策界面前發文,台灣投射的形象理應是處變不驚的「堅定」,而不必然需要是「強硬」,畢竟強硬的分寸若是差之毫釐,一不小心就會被無心誤解或被有意扭曲為「過動」。

宋文笛

蔡英文總統本周投書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約 600字,題為〈台灣自力發展的民主仍然需要美國夥伴〉 (Taiwan’s Self-Made Democracy Still Needs U.S. Partnership)。文風不乏在綠營場合常用的語言。但是由於文化不同,通英文的一般台灣讀者也許已經習以為常,未必意識到英語社會的讀者可能對個別環節會感覺到些許違和。

主要的問題是這一句話:"Our shared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and freedom is something that people living under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n never understand". (粗譯:台灣和美國對於民主和自由的堅持是生活在威權政體下的人們永遠都無法理解的。)

第一,世界上生活在威權政體以及表面民主實質威權的政體統治下的人口恐怕超過世界半數,包括一些台灣的外交盟邦。如果日後台灣和這些國家從事外交來往時,對方拿出這篇文章,抱怨台灣自以為「好棒棒」看不起他們,因而不再願意和台灣互動,或著以精神賠償為由向台灣要求更多援助和補償,恐怕台灣會蒙受不必要的損失。

蔡英文總統本周投書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約 600字,題為〈台灣自力發展的民主仍然需要美國夥伴〉 。(圖:截自《外交政策雜誌》網頁)

第二,西方的自由派一讀到這句話恐怕會覺得不自在(uneasy)。用詞不夠精準,打擊面太廣。此句不只罵威權政體領導們,還罵生活在威權政體裡明明也很無奈的許多人民,包含冒著身家性命危險追求民主自由的異議分子們,也被一起誤罵(筆者願意相信那並非該文作者的本意,這也是為什麼用詞精準嚴謹還是有必要性)。

第三,以部分西方人的眼光來看,國際社會的後進現代化國家(late modernizers)在努力在國際上力爭上游時,偶爾會忘記回頭體諒落後的夥伴們。有那個機緣和條件發展相對成熟的民主自由體制是福氣(privilege),從杭亭頓的《第三波 - 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的研究來看,要成功民主化,除了自身的努力奉獻,同樣重要的是國際格局的外在條件和因緣巧合。

對於發展出相對成熟的民主,可以自豪,但是也應該要感恩而非傲物。對於運氣沒有那麼好的其他人,應該在能力所及時適當施予援手,應該要心存善意-以西方左派思維來看甚至會覺得應該感到有所虧欠(可以參照上月份紐約時報這篇文章〈The Rich Kid Revolutionaries〉所描述的美國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年輕人的心態)。但是本篇《外交政策》雜誌投稿的用詞打擊面偏大,容易被錯誤解讀成撰稿人的心態存在著對於運氣沒自己好的人的輕視和優越感。這些視角容易引起格外講究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歐美知識菁英讀者的不適。

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前後,出現了包含《絕望者之歌》(Hillbilly Elegy)等大量的著作,研究為何種族主義在中下階層的白人中特別興盛。常見的解釋是:被社會學家們稱為「生活惴惴不安階級」(the precariat)的中下階層白人,處在社經地位隨時可能下滑,一不小心就會落到社會底層的焦慮中,所以只好靠著種族主義來建構和維持正面自我認識(ontological security)。他們自我催眠:放心啦,他們再怎麼樣都不可能掉到非裔美國人(俗稱黑人)的水平,他們再爛都有「高級人種」的會員卡等等-只要還有他們可以無條件看輕並踩到腳下的人群存在,他們就永遠不會是底層。對比之下,距離社會弱勢的少數族裔更遠的中上階級白人,安全感已經充足,所以往往反而種族主義情結平均比較沒有那麼嚴重。(註:筆者完全否定以種族或族群區分高低的歧視性說法,在此只是在轉述別的觀察家所描繪的部分人群的認知。)

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前後,出現了包含《絕望者之歌》(左)等大量的著作,研究為何種族主義在中下階層的白人中特別興盛。右為作者J.D. Vance。(圖:網路)

由此可見,這類打擊面過大的詞彙和思維,透露的有時候並不真是優越感(sense of superiority),而是焦慮 (anxiety)。

這也部分反映了綠營近半年來的兩岸論述基礎的自然演進。在九合一大選失利和習近平告台灣同胞書四十周年紀念演說之後,綠營擔心中共似乎已經兵臨城下,一不小心就會被中共統一,焦慮感上升的同時,或許下意識裡也就更加急於撇清,和具有「中國」意象的事物劃清界線(distancing),好自我暗示台灣離被威權政體統治的距離還很遠。但是如同上述,這種稍嫌過於武斷的修辭方式(blanket statement),用在對內宣達的確可以有提高危機意識和凝聚向心力的正面效果,但是對外,在公開場合說給第三方(西方讀者)聽時,其實並不討喜,甚至誇張十倍來說,可能會有一兩分類似川普當初過於隨意地戲稱非洲開發中國家都是「糞坑國家」(“sh*thole countries”),讓開明派西方聽眾們倒抽一口涼氣的違和效果。

同樣的「辣台派」中心思想,體現在修辭上時,因為台灣和歐美的文化脈絡不同,「對內凝聚向心力」和「對外爭取認同」也屬於兩種不同語境,用詞上也應該微調。在視野放眼全球而非僅僅兩岸的歐美政策界面前發文,台灣投射的形象理應是處變不驚的「堅定」,而不必然需要是「強硬」,畢竟強硬的分寸若是差之毫釐,一不小心就會被無心誤解或被有意扭曲為「過動」(chest-thumping),反而不美。咬文嚼字的確是小題大作的末節,但是畢竟也是累積對外形象的載體之一。

賽局理論告訴我們,外交博弈時的名聲(reputation)是個關鍵,塑造需要時間,但一旦形成,便容易帶來更多的長期有利的雙贏賽局。蔡英文總統自從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受到不利的美國因素影響之擾,從此長年深耕經營,終於在西方政策圈裡累積出相對穩健的外交形象,也成為了爭取美國支持時的籌碼。期望日後亦能夠延續雅量兼聽則明,以利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有效保護台灣得來不易的外交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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