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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葉門問題(三):附帶而來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之戰

沙烏地與伊朗的對立,源於雙方對美國迥異的立場,在葉門受到沙烏地打擊的勢力,獲得伊朗奧援也不令人意外。只是正好胡塞組織是什葉派,沙烏地是遜尼派,卻讓人倒因為果認為這一切都是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矛盾。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1990年代冷戰結束之際,正好也是南北葉門統一的初期。以往葉門問題中,美國與蘇聯都具有影響力,但90年代只剩下美國。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則不僅是阿拉伯半島的霸權,也是美國的伙伴。一言以蔽之,葉門問題生成的本質就是對抗沙烏地與美國的霸權,不管有沒有統一,任何的發展走向都只是對抗沙美霸權的附帶現象而已。

統一可以嘴砲得很簡單,一如1972年南北葉門《開羅協議》(Cairo Agreement)所說:「一個總統、一個首都」。問題是,長久以來個別發展的兩個個體,要如何成為一個?就算過去成為兩個是受外來壓力所致,但要弄成一個,第一個面對的問題就是「誰要當老大?」而這個「老大」將要面對的不僅是內部管理的問題,還有原本就存在的複雜對外關係。

如南北葉門一樣,在冷戰期間對立的有東西德、南北越、南北韓。除了東西德一開始形成時,就不以武裝為先決條件,使得兩德之間沒有戰爭,可以在90看似和平地統一,只是迄今世人仍能感受到東西兩德的「幽靈」存在。而南北韓與南北越各自擁槍自重,要找到對談、甚至統一的基準點,更是不太可能。唯有北越因實力堅強,在70年代中葉之後能夠擊敗美國、統一南越,反觀南北韓之間的問題始終沒有結果。當然,對於統一誰都不會承認自己是嘴砲,但事情就是沒那麼簡單。

1990年5月,北葉門領導人薩利賀(Ali Abdullah Saleh)在統一之後擔任總統,但旋即伊拉克攻打科威特而沙烏地因為可能遭到戰爭波及,在反對伊拉克、加強自我防禦的情況下,與美國有更密切的軍事合作。薩利賀在此時表態中立,甚至還希望沙烏地與伊拉克能進行協商。但沙烏地卻認為這個統一的葉門翅膀長硬了、不聽話了,於是開始祭出經濟制裁,立即造成葉門的動盪。在內政上,薩利賀與副總統阿里薩利姆巴伊德(Ali Saleh al-Bayd)不合,巴伊德在1993年離職,隨後在南方的亞丁(Aden)找到他的同溫層。

反對薩利賀的氣氛,在受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鼓舞下燃燒得更加旺盛,也使得胡塞一派與諸多反政府勢力開始密切合作。(REUTERS)

南北葉門原本就沒有「統一」的先例,畢竟這個區塊過去是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領土,爾後各自又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甚至分屬不同立場的陣營,也曾相互對立。統一,其實是「創造」出來的「傳統」。儘管兩方當權者在特定情勢下有了統一的共識,但南北葉門上上下下、男女老少、各派鐵桿粉絲與中間選民卻不盡然百分之百認同統一。哪怕只是一小撮人不認同,都可能是構成分裂的因素。於是,一切就在葉門因內外複雜的問題都逐漸浮出檯面的情況下,爆發了1994年5月的南北內戰。巴伊德在南方建立「葉門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獲得沙烏地的支持。儘管短短2個月就遭到薩利賀政府擊潰,但南北對峙的情況卻沒有平息過。

在1962年北葉門的政變後,原本具領導地位的什葉派政權被迫降為地方勢力,例如居葉門北方薩達省(Saada)的宗教人士巴德爾丁胡塞(Badr al-Din al-Houthi),仍持續批判薩利賀政府向沙烏地、美國靠攏的立場。儘管1994年內戰中,沙烏地與葉門政府處於敵對狀態,但隨後薩利賀也致力於向沙烏地表達善意,畢竟形勢比人強,面對北方的霸權,態度過於強硬絕對會吃虧。2001年9-11事件之後,薩利賀也向美方表達支持「反恐戰爭」(War on Terror)。這不僅是胡塞一派不樂見,也更加激起葉門國內的反美情緒。於是,反對薩利賀的氣氛,在受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鼓舞下燃燒得更加旺盛,也使得胡塞一派與諸多反政府勢力開始密切合作。隨後成立的哈迪(Abdrabbuh Mansour Hadi)政府,仍持續與胡塞組織對立。

薩利賀在葉門統一之後擔任總統至2012年2月,2017年遇襲身亡。(AP)

逐漸在葉門問題中成為重要角色的國家的,是1979年以後的伊朗。由於精神領導人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反美立場,連帶使得伊朗與沙烏地的關係陷入緊張狀態。這不盡然是教派問題,畢竟伊朗長久以來一直是什葉派國家,每一任領導人都是什葉派穆斯林,甚至1979年之前,伊朗也沒怎麼與沙烏地交惡,更何況沙烏地在1932年才成立,當然不會有什麼什葉派伊朗與遜尼派沙烏地對立衝突的「傳統」。對美國的立場不同,相較之下才是影響伊朗與沙烏地關係的主因。

事實上,伊朗的對外關係並非全然沒有彈性與反美立場,90年代以來的兩任總統拉夫桑嘉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與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都致力於讓因為反美而成了國際社會大反派的伊朗回到國際家庭中。只是,2002年美國將伊朗與北韓、伊拉克並列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更讓伊朗現任精神領導人哈梅內意(Ayatollah Ali Khamene’i)認為沒有必要與美國交好。國際主流輿論主要唱和美國觀點,只要反美,在國際社會上就具有「生存原罪」的意涵。

上述的情況,就反應在葉門問題上。當胡塞組織成為控制葉門北方的勢力、哈迪政府轉往南方、再次形成了南北葉門對戰之後,沙烏地協助哈迪政府,伊朗理所當然聲援胡塞組織。沙烏地與伊朗的對立,源於雙方對美國迥異的立場,在葉門受到沙烏地打擊的勢力,獲得伊朗奧援也不令人意外。只是正好胡塞組織是什葉派,沙烏地是遜尼派,卻讓人倒因為果認為這一切都是什葉派與遜尼派的矛盾。

葉門問題發展迄今,雖然整體面貌已產生很大的變化,登場的角色也不同,但對抗沙烏地與美國霸權的本質卻從來沒有改變,宗教並不是問題。在釐清歷史脈絡之後,就可得知今日沙烏地與伊朗在葉門的外交戰只是附帶而生的現象,到了下個世代,肯定會呈現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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