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毓婷

1933 年繁華的基隆港（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

基隆區漁民為減少漁船進出港碰撞事件，建議有關單位，解除漁船宵禁管制問題。《自立晚報》， 1976 年 9 月 25 日，第 6 版

前些日子有些自命「民主人士」要求取消戒嚴，說是為人民爭得更多的自由，包括罷工在內。其實對一般國民而言，幾乎沒有感到戒嚴的存在，因為既不宵禁，又不檢查，日常生活上沒有任何妨礙， 這樣最低度的戒嚴又何必反對？何凡，〈業成於勤〉，《聯合報》， 1980 年 1 月 10 日，第 8 版

臺灣警備總司令汪敬煦表示，我國雖然實施戒嚴法，但是迄今尚無宵禁等措施，也未對人民的自由及日常生活做太多的限制，所以他強調，臺灣地區實在不是標準的戒嚴地區。《中國時報》， 1981 年 7 月 9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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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三則文字出現的時間雖有不同，卻有著相繫的脈絡——都探及戒嚴體制下的日常生活，而且都提及了宵禁的問題。

宵禁，是一套限制夜晚行動的禁令，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這套禁令也箝制了夜幕中的臺灣人。

夜的圈圍

戰後初期，基隆港與高雄港是臺灣最重要的出入門戶，人員物資都在此進出，如何控管兩地秩序，與統治的穩固高度相關。1949 年 5 月 20 日起生效的戒嚴令，第三條第一款就規定基隆、高雄兩港市，每日上午 1 時起至 5 時止為宵禁時間，非經特別許可，一律斷絕交通。若繼續往下方讀，則會看到「其他各城市除必要時，由各地戒嚴司令官依情形規定實行外，暫不宵禁」。

乍看之下，戒嚴令中明文規定實施宵禁的地方，不過是基隆、高雄兩地而已，其他城市似乎置身事外。但事情真是如此嗎？事實上，各縣市也經常為了配合河道、海岸、冬防等管制事宜，實施定期或不定期的宵禁，有時為了因應突發事件，宵禁也成為治安機關迅速恢復秩序的工具。

最明顯的例子是 1957 年 5 月 24日發生的劉自然事件，當日白天不少群眾在美國大使館等處抗議，臺灣政府為防止可能的擴散效應，立即宣佈臺北自當晚 7 點起實施宵禁，嚴禁人車通行。第二天，禁令則陸續擴及其他各縣市，並持續了數天之久。

也因此，在戒嚴令經過數次修訂後，直到 1968 年，國防部索性將宵禁規範的地區與時間通通拿掉，再修訂為「各地區於必要時，得由各地戒嚴執行機關依情形實施宵禁」。換句話說，宵禁可以無所不在。

戒嚴令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但在歷次修正內容時，政府並未對外公布，僅以密令方式轉飭相關單位，默默地隱蔽了人民知的權利。那麼，這道禁令又是如何與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產生關係呢？

日治時期壯麗的高雄港岸（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

宵禁下的眾生

1961 年的一個晚上，有位先生焦急的在自家門外徘徊打轉，他的舉動引起了執勤刑警的注意。起初刑警以為這位男子是小偷，一問之下才曉得，他的太太即將臨盆，卻遇上宵禁時間，無法通行，雖試著聯絡醫院，但都被拒絕；眼看情況危急，刑警騎上一臺停在附近的三輪車，搖身一變，刑警變車夫，踩著踏板將這對夫婦送至婦產科。

在基隆當地的報導中，該名刑警的義舉成為了地方佳話。所幸婦人最後平安產下一名男嬰，否則這位因宵禁而焦急得滿頭大汗的男子，所冒的想必不會只是汗珠吧。

同樣受到宵禁影響的，當然不只這個案例。時間再往前回溯一些，同樣被列為常設宵禁地區的高雄，這次的主角是高雄市按摩聯誼會的 35 名盲人按摩師。

1950 年代，按摩師多半承襲日治時期以來的習慣，在深夜沿著街道吹笛子或口哨招攬客人。宵禁實施後，不僅顧客擔心返家時間遇上禁令而降低按摩意願，在外的按摩師也常因逾越宵禁時間，遭到取締。在深受影響下，高雄市按摩聯誼會只好呈請省議會，希望針對盲人按摩業者 ，發予夜間通行證，或放寬宵禁時間。

討海人的宵禁

臺灣社會還有一群人，與宵禁糾纏了數十年。他們是一群觀天、看潮汐、看季節追隨魚群的討海人。

夜間至清晨，可能是一般人的休息時間，但對這群漁民而言，卻是出海的作業時間。由於漁民常需視魚期變化而到不同區域作業，便會在不同地區的夜晚裡，不斷地與宵禁碰撞。最常見的例子，是在冬至前後的烏魚汛期，西南沿海地區的漁民雖然蓄勢待發，準備出海撈捕，但受制於各地不同的宵禁時間和出海規定，使一年一度的豐收希望受到嚴重挑戰。

宵禁的調整

自 1950 年代起，各級地方議會就不斷向政府反映宵禁造成的問題，而報紙上更經常報導各地民眾因趕市、急診等而抵觸宵禁的實態。面對民意，政府也不得不對宵禁規定作出調整，但結果卻令人哭笑不得。

例如，當漁民請求放寬宵禁時，政府改為准許漁船在宵禁期間出港，但不許在宵禁時間進港。「只准出，不准進」的規定時常讓返航的漁船在海上漂流，苦等宵禁結束。另一種常見的狀況，是漁船進港準備卸貨時，裝載漁獲的車子卻因陸上宵禁而動彈不得。

《臺灣省政府公報》，1958年冬字第70期。

對城市及國際貿易造成影響

宵禁下的種種限制不僅困擾著市民，也影響了城市的發展。這種情形要到 1960 年代才出現一些轉變。

1964 年 3 月，剛剛獲得國民黨提名參選連任高雄市長的陳啟川，曾當面建議蔣介石解除高雄市港宵禁，或者縮小宵禁區域。當時，國防部參謀總長彭孟緝以維護軍運機密和港區治安的理由，反駁了陳啟川的意見。他又認為，宵禁對人民生活的限制實在極少，應繼續維持。對此，蔣介石也表示同意。

不過，陳啟川成功連任後，同年 7 月再次向中央提出將高雄市宵禁區域縮小為港區及要塞區的要求。這一次，彭孟緝改以「支持黨員實踐競選政見」為由，給予了支持。甚至為了一視同仁，決定將基隆市也一併列入縮小宵禁範圍案中。在 1964年 8 月，基高兩地的宵禁轉為「港市分離」：港區及要塞區仍維持宵禁，市區則解除。

其後，在 1973 年，港區宵禁也遭到了國際海運聯盟施壓。基隆港區長期實施宵禁，嚴重限制港區的夜間作業以及船舶進出時間，讓商船貨主深感不便。國際海運聯盟因此表示，壅塞的情形若未能改善，第二年起將對該聯盟前往基隆的船隻調高 10% 的運費。面對國際壓力，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因此下令，立即解除基隆、高雄港區的宵禁制度，以保持港區 24 小時的作業時間。

政府看似當機立斷解除了港區宵禁，但實際上只有商船能不分晝夜自由進出，漁船仍然受到宵禁限制；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 1976 年的報紙中，依然可以看到漁船因為宵禁管制而發生碰撞意外事件的報導。

《中央日報》，1951.08.06，5版。

戒嚴如何成為日常

自 1949 年 5 月 20 日戒嚴令生效後，有人說戒嚴並未實際限制到人民的自由與生活，有人則說幾乎感受不到戒嚴的存在。但從宵禁的案例中，我們看見了戒嚴如何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無論是那焦急的父親、高雄的按摩師，或是港區的漁民們，在那段戒嚴的時光裡，都別無選擇，必須與這套以治安與秩序為名的禁令共存。

日治時期基隆港區（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藏）

※ 本文原刊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出版《觀‧臺灣》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故事 「天黑請回家」——談談臺灣戒嚴時代的宵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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