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天賜／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印度中心副主任

崛起中的印度被視為新南向政策中的重點國家之一，台印關係的發展也被賦予高度的期待。兩國自2016年9月以來，已簽署《航空服務協定》、《農業合作瞭解備忘錄》、《森林鐵道遺產合作意向書》、《優質企業相互承認行動計畫》、《推動產業合作瞭解備忘錄》等協議，成績不俗。在新南向政策的加持下，當前確實是進 一步升級台印關係的良好契機。但在加油前進的同時，或許也可以回顧一下過去的發展歷程，看看有哪些值得借鏡及思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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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冷戰時期的台印關係不佳。印度在1949年12月底就與台灣斷交。被迫下旗返國的羅家倫大使向層峰建議以「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的態度回應，以保持日後重啟交流的彈性，但台印關係之後仍陷入長達三十多年的冰凍期。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對共產中國的友好政策未得到回報，中印在1962年爆發邊界戰爭。當時雖然有台印可能復交的臆測，並未成真。根據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的回憶，印方情報單位在中印邊界戰後便透過他與台灣情報單位建立聯繫。但整體而言，台印關係並沒有因為惡化的中印關係而改善。官方的互動不多，民間交流也受到很大的限縮。

台印完成簽署航空服務協定及農業合作瞭解備忘錄，左起為外交部次長李澄然、民航局副局長何淑萍、前農委會主委曹啟鴻、駐印度代表田中光與印度台北協會會長史達仁及副會長斐曼如。（外交部提供）

雙邊關係進展不佳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斷交時並未保留「非官方」的代表處及派駐人員，阻礙了雙邊的直接交流。1963年時，台北曾經委派港人張春興以密使身分訪印討論建立辦事處事宜，但並未成功。之後，我國駐港官員曾在1980年代嘗試與印度駐當地官員討論設處事宜，也沒有得到正面回應。這階段的雙邊關係也受到冷戰格局的制約。印度名義上採不結盟政策，實質親近蘇聯集團；台灣則是美國的盟友。在冷戰兩極體系下，台印分屬不同陣營，不利發展緊密關係。印度在許多國際場合也對台灣採取不友好的立場。

但台印關係在1990年代初開始解凍。印度於1991年發生財政危機而啟動經濟改革，並推動 「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強化與東亞的交往。印度在此時重新注意到台灣的經貿實力及重要性，重新展開接觸。雙邊從1993年開始於檯面下進行設處談判，終於1995年互設政府代表處，開起制度性的官方往來。印度先於1995年3月在台北設立「印度－台北協會」（India-Taipei Association）；我方則於同年5月在新德里設立「駐新德里臺北經濟文化中心」，並指派外交部亞太司司長鄧備殷擔任首任駐印度代表。

鄧大使曾於行前到立法院的外交及僑政委員會進行台印關係的專案報告，並接受立法委員的質詢。由於這是台印首次恢復設立官方代表處，頗受重視。朝野立委都多肯定在印度設處的發展，也對如何發展台印關係及處理中印邊界問題、西藏問題等，給予建議和看法。這些質詢及討論相當精采，雖然已是陳年往事，仍然有許多值得參考與省思之處。

印度於1991年發生財政危機而啟動經濟改革，並推動「東望政策」強化與東亞的交往。圖右為印度外長Sushma Swaraj及新加坡外長Vivian Balakrishnan。（PTI Photo）

鄧大使在報告中說明政府對印工作的兩個主要規劃方向。首先，是加強兩國間的經貿往來。他提到，印度的資源豐富及人力充沛，台印彼此具有互補互利的潛能，對於台印關係的前景表示樂觀。這種經貿互補觀，迄今仍是主流看法。其次，則是促進雙方的文化交流及學術合作。他提及，我方曾在1943年派遣留學生赴印度學習卻已中斷多年，希望彌補此一斷層。整體而言，則希望透過經貿及文化聯繫的「務實外交」，在未來得以促進雙邊政治關係。這樣的策略思維與新南向政策的意旨相符，在當前仍然值得肯定。

在經貿交流方面，有立委提及，政府應該協助在中國大陸的台商尋找出路，而印度是很好的市場，也建議開闢航線及安排商務團及貿易團到印度考察等。這些建議雖陸續獲得實施，但台商對於前進印度的態度還是相對保守。根據統計，1995年時，在印度的台商約有70多家。經過二十多年後，也只增加到百餘家。這個數字若跟在中國及東南亞的台商規模相比，實在是天壤之別，可見有基本的結構問題沒有解決。

其實，在當時的質詢中，已有立法委員指出台印發展的制約因素：印度是台商未來投資的大市場，但我們對印度相關法令陌生、對其風土人情也不若東南亞熟悉，更不如中國大陸。因此建議政府要提供更多的相關資訊。事實上，這仍是許多台商不敢輕易涉足印度市場的原因。在許多國人心中，印度仍是心理距離遙遠的地理名詞，我們並未確實克服此項問題。 在文教交流方面，雖然比較不受政治力干擾，初期的交流也不熱絡。鄧大使在1995年提出要恢復中斷數十年的留學生派遣計畫，獲得立委的認同，並進一步提出設置留印獎學金、研究機構互派研究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等具體方向。但台灣直到近期才因為推動新南向之需，新設留學印度的公費獎學金。回顧這段歷史時，一方面肯定當時對台印關係發展的遠見；另一方面卻也不禁唏噓感嘆，許多建議受到延宕，徒然浪費許多時間。

1995年台印互設政府代表處，開起制度性的官方往來。印度先於1995年3月在台北設立「印度－台北協會」；我方則於同年5月在新德里設立「駐新德里臺北經濟文化中心」。圖為印度台北協會會長史達仁。（www.india.org.tw）

整體而言，台印關係在1995年設處後有穩定進展。但不可諱言的是，新南向政策迄今推動迄今，仍然有許多質疑的聲音。以對印關係而言，政府一直沒有具體描繪出我們要追求什麼樣貌的台印關係。在1995年的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上，時任立委的呂秀蓮前副總統針對在印度設處的規劃，提出「台灣能給印度什麼？」、「印度能給台灣什麼？」、「如何互惠？」等問題。若轉換成當下流行的說法，就是台灣究竟要與印度建立何種內涵的夥伴關係？

政府在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其實需要先清楚回答這些基本問題。如此一來，新南向政策便有明確的目標和方向感，而不會一直在免簽這類的議題上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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