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林濁水觀點》中央國會質詢地方人員的荒謬劇 :吳音寧現象之三

當我們看到只不過是一個地方政府的農産公司總經理的事件居然就可以掀起這樣的風波,而總統聲望因此受傷時,擺在我們當前的,像在白色運動中崛起的無政府主義要怎樣和體制互動;新舊社會運動要不要依新社會運動邏輯運作;白色力量要不要轉化成政黨,如果要,當轉換成什麼樣的政黨,以及公民團體和政黨在政治過程中的關係等等議題,在在都得嚴肅看待。

林濁水

一、吳音寧麻煩大

拒絕備詢的吳音寧,不管奇怪地不到「國會備詢」或不到地方備詢,壓力都愈來愈大了。

以社運人士自我矜持,不屑政治,因此不願到市議會接受「政治性」備詢的吳音寧好不容找到《台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理監督自治條例》當成拒絕市議會備詢的護身符。她認為,台北市政府持有台北農產公司股權還不到一半,她又不是市府股權代表,所以依條例規定,市議會沒有權力要求她到議會備詢。她說要不要備詢,依規定來,她說法規無規定要求她必須列席,但外界卻希望她到場,這部分連她自己也想不透原因。

就在她強調要備詢必須有依據時,國民黨立委說,由於農委會既持有北農股份,總經理又是農委會派的,那麼就依據《國營事業管理法》,政府資本未超過50%、但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到院備詢的規定,由立法院邀她備詢好了。

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中華民國堂堂國民黨國會黨團居然決議要質詢地方政府下的農產公司總經理。

北農總經理到國會備詢是小題大做嗎?很不巧的,不久前,當柯文哲希望買下農委會的持股時,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為了保護吳音寧説,北農太重要了,北農果菜拍賣影響到全國果各地的價格,所以陳吉仲反將柯文哲一軍說,不如台北市讓出擁有的股權給中央農委會比較正確。陳吉仲這一句豈不是提供了國會邀吳音寧備詢完全有必要而不是小題大作?這一下,吳音寧真是麻煩大了。

吳音寧表示,台北市政府持有台北農產公司股權還不到一半,她又不是市府股權代表,所以依條例規定,市議會沒有權力要求她到議會備詢。(本報資料照)

國會邀地方自治團體的人員到國會備詢,這樣做古不古怪? 依憲法規定卻不古怪,憲法先是這樣規定:

「第67條」:立法院各種委員會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到會備詢。接著,大法官會議有一個有趣的解釋令。《釋字第 498 號》規定,立法院「雖得邀請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有關人員到會備詢」但基於地方自治精神,「地方自治團體行政機關公務員,除法律明定應到會備詢者外,得衡酌到會說明之必要性,決定是否到會。」

解釋得囉哩囉嗦,但無非是說,國會可以邀地方自治團體人員去備詢,只是要尊重地方政府。於是,如果要保護吳音寧不到國會備詢的,居然是得仰賴柯文哲和市議會了,這看來對吳音寧不是那麼有利。

吳音寧拒絕到市議會備詢,很大膽,但是也表現了她果然因為長期蔑視政治,不屑於了解政治是什麼,以致於對政治過程真的很外行。例如她居然把《自治條例》當不備詢的護身符。

「條例」難道不是市政府和市議會訂定的嗎?既然如此,市府和議會豈不是可以修改條例要備詢?

事實上,國民黨在國會長期獨大時立的法就和台北市的條例沒什麼兩樣,都規定只要政府持股50%以下,國營企業負責人就不必到國會備詢,民進黨立委氣得要命也沒有用,但是,一旦民進黨國會多數,《國營事業管理法》就修法通過董事長或總經理如果政府指派的就得到國會備詢的規定了。

再看看人類成文憲法的搖籃美國,他們的法律甚至規定,凡國會委員會辦聽証會邀到國會作證或提供證件的平民,如果故意不到,或到而拒絕作答,應該判罪,得罰金和1~10月以下的普通監禁。美國法律這項規定憲法雖然找不到,但是1927年最高法院確認合憲。

可見拒絕備詢其實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遺緒而己,因此吳音寧不論拒絕到國會備詢或者仰賴民進黨議員在議會護航杯葛「條例」修法都不切實際,無論如何,民進黨議員恐怕不致於公然嗆聲說「本黨立委在國會修法修錯了,礙難跟進。」

吳音寧拒絕到市議會備詢,表現了她果然因為長期蔑視政治,不屑於了解政治是什麼,以致於對政治過程真的很外行。例如她居然把《自治條例》當不備詢的護身符。(本報資料照)

二、社運過程就是政治過程,設定去政治化很奇怪

吳音寧會因為從事社運就因此矜持到對政治過程完全外行,坦白說很離奇,因為傳統社運,不論工運農運,運動過程本質上就是政治過程。例如農運,早年520農運迫使政府必須因應農運的七大訴求,因此國家不得不有了包括《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立法等的政策調整;近年來,農陣積極進行國會遊說倡議並介入關鍵的農業與土地法案立法以及農地徵收抗爭等等,沒有一樣不歷經政治過程。

在這些過程中,農運人士和政治體制、朝野政界人士的角力、合作,妥協、僵持,互動頻繁甚至密切;既然過程如此,假如社運人士真的那麼不信政治,卻又非和政治角力不可,那麼面對政治時,知已知彼是必不可少的功課,借用毛澤東的話,縱使在「戰略」上再怎樣蔑視政治,在「戰術」上都非鄭重地把政治當一回事不可。那麼,吳音寧的蔑視政治固然人各有志,但是卻蔑視到對他的對手—政治毫無了解,實在太無法想像了。

在〈吳音寧現象之二〉中,我提到了野百合世代學者李丁讚對過去台灣「社運政治化」的主張有非常嚴厲的批判

他認為整個1990年代後,台灣社運政治化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他這樣說,恐怕是因為對事實有很大的誤解。事實和他的說法相反。台灣的工運,在1970年代末,美麗島狂飈運動時代一開始,由石油反國民黨化工會的工會運動初初抬頭時,基本上和西方國家工運傳統一樣,很快地循著「政治化」的方向尋求和黨外的結盟,相對的,當時以小資産階級為基礎的黨外,反而在「反共」的大氣氛之下,對工運人士戒慎恐懼。到了1980年代初,集結在各黨外雜誌社的黨工,從籌組勞工法律支援會開始,逐漸以社會民主義立場參與工運的推動,他們對未來的想像是:一旦台灣民主化和統獨問題解決之後,台灣會有社會民主黨的出現,所謂社運政治化就是在這樣的邏輯下提出。1980年代末,他們更把社運政治化和政治社運化並行提出,這樣,其社會民主黨的想像輪廓就更清楚了。

所以,社運逐漸政治化的發展是在1980年代,但是到了1990年代之後,社運政治化的趨勢反而是逐漸弱化。弱化有多重原因,其中之一顯然就是社運政治化的主張從1980年代末開始受到了愈來愈強化的批判,當時對社運政治化批判的立場是「新社會運動論」,角度是社運決策必須去中心化,組織必須去層級化,像西方國家一樣的工會組織運作模式以及和政治體制的關係是不可取的。當時這樣的批判立場和角度和2000年後的李丁讚完全相同。 1980年代末台灣社運政治化會受到這樣的批評來自於一個台灣很特殊的歷史機緣。

傳統社運,不論工運農運,運動過程本質上就是政治過程。例如農運,早年520農運迫使政府必須因應農運的七大訴求,因此國家不得不有了包括《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立法等的政策調整。(圖:網路)

三、受祝福的美好國度和新社會運動

二次大戰之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一方面經濟迅速復甦,另一方面在冷戰中和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競爭的壓力下,進入福利國家的歷史階段,於是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富裕累積最迅速而分配也相當公平的時代,這使得一生篤信共產主義的史學大師霍布斯邦不禁感嘆西方世界,1960年代進入鼎盛的30年黃金時代-沒有大戰爭,沒有動亂,大家生活在「父母親的年代……除富豪外,人人遙不可及」的「受祝福的美好國度」

在這個階段,一方面勞工階級被福利制度馴化,一方面處在上升階段的中産階級,他們認為為生產分配的鬥爭的時代已經結束,講究文化,生活品味,追求個性的時代理當開始。於是告別舊社會運動,而新社會運動起而代之。

1980年代台灣新一波的反對運動在美麗島大鎮壓之後迅速重新集結時,1960~70年代到西方世界留學,大受新社會運動激勵的台灣人也開始回國,很有趣的,他們回國後,一部份投入環保運動,成為環保運動家,他們完全違背西方新社會運動的精神,不但不嚴守和建制政黨保持距離的立場,反而不論是個人或組成的環保聯盟都一直和民進黨維持緊密關係,有些也就成了民進黨的政務官或民選公職,基本上,他們社運—政黨關係的建立,是依照舊社會運動模式的;另外,有一部份並不投入運動而成為熱心的社運評論家,他們正好完全相反,他們的社運—政黨關係立場嚴守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原則,站在這立場上,他們對運動家們不守西方規矩嚴加批判,批判的對象不只針對反核這種新社會運動,還運用同樣的原則批判舊社會運動的運動家及工會。

他們的批判並沒有改變像環保聯盟、勞支會和民進黨人士的結盟關係,但畢竟造成後來有幾位民進黨公職退出社運組織,有的工運領袖退出民進黨,而1996年一些環保聯盟人士也另起爐灶,在民進黨之外成立了綠黨。這一些都說明了1990年代在批評之下,社運一定程度的退政治化的現象。

一直到2000年政權輪替,儘管新社會運動主義者努力倡議,但是他們衷心期盼的去中心化、組織去層級化,邊界自由化、和建制政黨甚至代議體制嚴格保持距離的社運一直都沒有出現。那種無政府主義精神和形態的新社運要一直到2012年後才突如其來地以白色力量之名蜂擁在台北街頭,而且一出現聲勢就猛爆非凡,最後更在太陽花佔領運動中推昇到轟轟烈烈的最高峰,他們達到了二次大戰結束後所有西方國家無政府主義者從來沒有辦法做到的壯舉

太陽花運動佔領國會固然展現了對代議體制高度不信任的無政府主義的精神:無政府主義的核心精神正是任何人都是一個不可以被代理的主體;太陽花在決策時,和西歐綠黨也一樣的強烈自我要求去中心化、平權化、協商主義,當然也是同一個無政府主義精神的展現。

太陽花運動佔領國會展現了對代議體制高度不信任的無政府主義的精神,太陽花在決策時,和西歐綠黨也一樣的強烈自我要求去中心化、平權化、協商主義,當然也是同一個無政府主義精神的展現。(本報資料照)

假使,野百合世代所謂「未來盛世」的來臨就是無政府主義的新社會的出現的話,那麼太陽花已經是了,不必再等待,只是李丁讚會說是,但吳介民似乎並不信仰無政府主義。

四、受祝福的美好時光和不受祝福的悲憤時代

在白色力量之中聲勢顯赫的反核運動固然1970年代就崛起於西方。他們本是衣食無憂對未來充滿安全感的中產階級的浪漫運動;但是太陽花運動呈現的卻是是另外一個截然不同情調的運動,他們是和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或阿拉伯的花朵革命一樣的,是中產階級面臨被往上拉升或往下沈淪兩股力量撕裂石油危機以及年輕人面臨被全球資本流動帶來的嚴重貧窮化危機,兩種危機的悲憤定調了太陽花。

於是,在2012~2014年由於網路技術而可能迅速而頻繁聚集的白色運動,其實是西方40年前在新社會運動中出現的和這幾年出現的反全球化運動兩股情調迥然不同的的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運動的滙集。

於是我們發現,挑戰資本主義代議體制的無政府主義精神,歸國學人從1980年代力推了30年一直沒有具體成果後,終於在他們完全意料外的時刻在白色運動中猛爆出場。

順著這一個無政府主義發展的脈絡下來,假設連代議的殿堂—國會,都可以佔領了,不列席市議會備詢當然更算不了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我們並不了解吳音寧對無政府主義的信念究竟是怎樣,例如她最近說,不管是台北市政府應市議會要求或立法院國民黨團希望她出席立院備詢,應該還是要遵循相關規定的說法,從無政府主義的立場看就令人困惑,而從代議政治的立場看也很奇怪—因為議會修法要她備詢一點也不是問題;但是至少可以說,她強勢抵制質詢的作法有強大的脈絡可以依託。據報導,她早在溪州鄕公所當秘書時,對鄉代會就是完全採取充分蔑視代議體制的態度了。

農運是傳統社運,沒有道理說,從事傳統社會的,就不可以信奉無政府主義,但是這在傳統中畢竟不是常態。

吳音寧是個個案,也許很快個案就會退場,但是,當我們看到只不過是一個地方政府的農産公司總經理的事件居然就可以掀起這樣的風波,而總統聲望因此受傷時,就該警覺到的是無論如何不能等閒視之,不能當成隨風而逝的個案。擺在我們當前的,像在白色運動中崛起的無政府主義要怎樣和體制互動;新舊社會運動要不要依新社會運動邏輯運作;白色力量要不要轉化成政黨,如果要,當轉換成什麼樣的政黨,以及公民團體和政黨在政治過程中的關係等等議題,在在都得嚴肅看待。

這樣,吳音寧事件雖是個隨時可能結束的事件,但卻是一個讓我們進入歷史轉折點的切入口,看到已經變遷了好一段時間的整個結構 。

註:

1. 並不是野百合學者都反對社運政治化,例如吳介民在一篇更有名的批判民進黨的文章〈社會運動的克勞塞維玆情結〉中就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批判角度。

2. 〈霍布斯邦自傳: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

3. 這裹說他們和民進黨「人士」結盟,而不說和民進黨結盟,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其意義,後面會進一步說明。

4. 太陽花挑戰資本主義代議體制的無政府體制精神,中國新左思想家汪暉有清楚的掌握,但是汪暉進一步主張兩岸勞動黨的結合,令人不明白他立場是一國社會主義立場還是國際主義立場,無論如何,他這一個不顧及兩岸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主張,令人質疑他究竟是民族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

5. 白色運動中,也呈現了來自台灣長期受到外來政權軍事統治反彈生成的普遍而強烈的厭兵甚至反兵情結,就是濃厚的無政府主義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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