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濁水
一、國民黨繼續把吳音寧當提款機
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在今年2、3月勸吳音寧說，面對外界抨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這樣不對」、「要站出來講」，但吳不答應，認為那些抨擊都是非專業的政治炒作，她不必理會。陳吉仲又「基於保護朋友」勸她「考慮轉換跑道」，她也拒絕。在陳吉仲的敍述中，吳音寧流露了基於社運絕對主義而對「政治」不可思議的不屑：不屑理會，不屑回應，不屑反駁。
6月，民調發現社會對蔡英文下令舉黨保護吳音寧高度不認同，但是吳音寧仍然基於自己是做事的社運份子不屑政治，而認為自已沒有承擔民進黨受到嚴重傷害的政治責任的必要。
如今新的爭議是吳音寧堅拒到議會「備詢」。
備詢的意涵是負政策責任，所以不只是一般民眾，甚至所有的事務官都不接受備詢，因為他們不承擔重大政策，根本沒有為政策負責的資格，他們如果到議會，頂多是接受諮詢或者接受議會調查。所以吳音寧一方面和陳吉仲一齊強調北農總經理承擔了政策上多麽重要的任務，另一方面又堅持沒有到議會備詢的義務，表達的更是對政治的不屑更飈到了最高點。
如今不只陳吉仲，連柯文哲都強調吳音寧改革推動得不錯，這是好事，只是她仍然堅持蔑視政治的態度而不願到議會接受質詢，因此在政治領域的民進黨議員只好繼續費力地保護超高度不屑於政治的她，而藍色議員則打定主意只要議會開議，不管吳音寧列不列席都會繼續把她當政治提款機。
吳音寧堅持蔑視政治的態度而不願到議會接受質詢，因此在政治領域的民進黨議員只好繼續費力地保護超高度不屑於政治的她，而藍色議員則打定主意只要議會開議，不管吳音寧列不列席都會繼續把她當政治提款機。（本報資料照）
現在且追蹤台灣社運界和同情社運的學界對政治高度不屑的來龍去脈。
二、政權輪替後浪漫的社運界對民進黨大加韃伐，劍頭指向「社會運政治化」，要回到去政治的純真歲月中找浪漫。
社運界對政治不滿和屑的急速上升，開始在2000年政權輪替以後。導火線是民進黨政府著手打破僵固了幾十年的每週48小時工時的規定，結果長期凍結工時的國民黨趁機加碼，造成了工團+國民黨尖銳對上民進黨的態勢；接著，跟隨在幾位社運份子進入政府的，卻是社運突然陷入長期的沈寂狀態。這現象引來曾在1990年投入學生運動的一些野百合一代學者嚴厲的批判。
在1990年轟轟烈烈的野百合們中，少數領袖走進政界，是現在民進黨當權的中壯世代重要成員；另外，野百合們中還有的進入學術界，目前也正好是學界中生產力旺盛的中壯一代，其中一些活躍的，持續保持對運動的高度關心，曾經轟轟烈烈地主導了學運的他們，面對對2000年後沈寂的社運，浪漫地懷舊，難忘地說：
1990的野百合學運「無意之中激發了二十年來民主化的契機」，1990年代是「社會運動的黃金十年，台灣社會可說充滿自信。」１
有的更把浪漫情懷投射到更早的野百合運動之前：
1980，各種社會抗爭風起雲湧，是台灣社會運動的黃金年代２。
直到2014年，浪漫的野百合才又為1990後24年後更加壯濶的太陽花學生運動興奮不已，他們說兩個學生運動有「批判性的傳承」，又說，對於太陽花，野百合是「守護年輕世代的大人們」３。感慨之後，野百合世代學者對上一代的民主運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學者做為浪漫主義的中産階級，回到純潔的，自發的，自主的，反支配性的，未被權力汚染的過去自然是基本情調—不管緬懷的年代是美好的1990或是瑰麗的1980都一樣。至於美好瑰麗的過去為什麼會消失，這些浪漫主義者口徑一致，指向民進黨組黨前後提出的「社運政治化」策略，著手收編原本「自主性」、「非政治性」的，自發的社會運動是罪魁禍首。
雖然在奪權階段，雙方合作得轟轟烈烈，但也由於社運只被當成奪權的「工具」，因此在民進黨奪得政權後，就完全走樣。走樣時的背景是：
二十一世紀的開始，台灣面臨國內外多重危機，內有藍綠對立，外有中國崛起４。
他們認為民進黨政府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收編了部分社運領袖進入政府做為交差，另一方面「轉向」新自由主義，而拋棄了原先許諾的「左翼」理想，以致於社運從此一蹶不振。
直到2014年，浪漫的野百合為更加壯濶的太陽花學生運動興奮不已，他們說兩個學生運動有「批判性的傳承」，又說，對於太陽花，野百合是「守護年輕世代的大人們」。（本報資料照）
在他們看來，「社運政治化」使社運速賜康化，使原來是草根的、自發的、很少知識份子和政治人物參與的抗爭運動開始異化。然後，當群眾因異化而興奮後，政治反對精英「受到群眾運動的激勵，開始轉向群眾路線，民進黨建黨後成立社運部以介入、領導。」這使群眾運動在數量上爆炸性增加，並且動員規模迅猛擴大。到了1993年後，大型示威雖然減少，呈現了一些新社會運動的風貌，然而社會運動政治化的負面效應卻也延續並深化，形成了規模空前巨大的族群員。2004年後，甚至衝突「正式地由意識型態的衝突變成族群之間的衝突」形成了「惡性循環」５。
在包括國民黨主流、非主流也競相採取社運政治化進行動員之後，「整個的民間社會就在統獨這兩股政治勢力的廝殺對抗中逐漸消逝，成為政治社會的延伸」，被撕裂的「（社運的）獨立力量逐漸消逝」。
他們這樣嚴厲批判民進黨，並不是因為同情國民黨，相反的，他們既然崛起於野百合廣場，他們骨子裡是親綠的，他們的批判太嚴厲是因爲恨鐵不成鋼。他們當中一些人信奉的新社會運動理念，例如強調社運對於政治的自主性，本來就對傳統的政黨政治採取強烈疏離的態度，立場和傳統社會運動往往以奪取政權為必要策略大相逕庭；現在，他們親自見証了新社會運動論述警告成真，更愈批判愈累積了對政治強烈無比的不屑，並進一步由不屑演變成不瞭解。吳音寧做為後野百合的一代，就是在這様的社運氛圍中投入了後野百合的社運，在期間養成對政治的不屑和生疏，在她踏進台北市議會便充分流露。
三、輕蔑有理？
既然學者認同左翼理念，那麼對2000年上台執政的陳水扁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施政方向有強烈的不滿，那是必然而合理的。這樣，上台之後的陳水扁政府被認為背離初衷，除了工時調整和工運團體緊張外，彼此間還有許多嚴重的矛盾，例如全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以及開發中科等工業園區環評⋯等等。這一切，野百合學者們無論從傳統左翼的立場，或是從新社會運動的立場加以嚴厲批判都也就自然而然地義正辭嚴。他們形成的這一套，民進黨從「社運政治化」出發，進而破壞社運自主性，引入意識型態衝突，到收割政治果實，並從意識形態對立退化到激化族群對立等等的批判論述，雖然道德立場強烈，但是整個論述的骨架，包括對運動過程過程的敍事，卻太基於自己的世代經驗，而和真實有太巨大的出入。現在就對這一套論述中明顯的一些偏誤進行澄清。
四、社族群正義是民主化運動和工運最原始的動力
首先要指出的是他們例如對族群運動和社會運動、民主運動的因果關係就完全和台灣幾十年的發展軌跡完全相反。 簡單地說，事實是由於228事件的劇烈衝擊，及事件中藴涵的強烈文化磨擦６，加上國民黨政權在極短期間一次性地帶來台灣規模史無前例地大的移民等等歷史性因素滙集下，國民黨在對台灣社會毫無信賴感的基礎上建立了諸如長期戒嚴，萬年國會等等防範台灣人的體制，而對這個體制的挑戰以追求族群正義就一直是台灣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最原始也是最核心的動力；然後，面對這個挑戰油然而生的強烈不安，也就形塑了在政治上外省人維持非常持久、密不透風的集體投票行為，同時，在社運面，無論戰後早期國營事業的武勇抗爭，或1970年代到美麗島運動前後，以至於民進黨建黨時期國營企業中的工運，族群正義也都是原初性的動力。換句話說，台灣戰後政治運動過程中，歷史造成的族群難題是政治和社會矛盾的因；而不是族群本無事，只是政治動員造成的果。
戰後早期的工運抗爭，呼應的是中共的號召；1970年代的工運則呼應了黨外的台灣人民當家做主的訴求。兩階段工運統獨立場截然不同，可見一開始，族群壓迫下，族群意識的覺醒是先於統獨意識型態的選擇的。這種族群處境先於「意識型態」的因果關係，正好和野百合學者描述的完全相反。
1990年代後，民主化一方面解構了族群壓迫體制，另一方面解放了民眾自主性的群認同，並且迅速地由種族意識轉化成公民國族意識；這時反制方的批判是民進黨走向福佬沙文主義。由於民主化後，失去了體制的依託，族群矛盾難再累積，迅速弱化，所以紅衫軍運動和419運動，野百合學者雖然為其中的族群情緒駭異萬分，以致於向前溯源於1980年代追究罪魁禍首是「社運政治化」，但是紅衫軍運動和419運動，族群光輝雖然看似絢燦輝煌，但是實際上已經是台灣族群矛盾最後的迴光返照，到了2014年，台灣的族群矛盾基本上就被太陽花世代拋在後面了。
紅衫軍運動和419運動，族群光輝雖然看似絢燦輝煌，但是實際上已經是台灣族群矛盾最後的迴光返照。（本報資料照）
五、族群正義是佛地魔
批判社運政治化的野百合學者，並不是全面反對追求族群正義的運動，他們特別肯定「新移民運動」。他們認為「新移民運動」是新住民建立自已的主體性的自我解放工程，在這工程中他們從對主流社會的「認同政治」進入到進步的「認異政治」中，而超越了權威和支配，從而創造了真正的民主。
只是，台灣的「舊族群正義運動」豈不是也要建立舊住民自已的主體性，也是自我解放工程，還追求「認異政治」，要超越權威和支配？既然如此，為什麼舊族群正義運動就是錯的，新移民運動就是對的？只是運動只要「新」就對，舊就錯？野百合學者並沒有做什麼具體的比對和申論，只是提到社運政治化之後進入了「統獨爭議」，展現了「敵我型」衝突，無法理性建構秩序。
新移民運動只求在移居的國度有尊嚴地生活，而他們移居的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基本上已經是自由民主的社會，他們除非是移居西方世界的回教基本教義派，否則族群運動不可能往「敵我型衝突」發展，他們既不企圖重建原來主流社會主導的基本體制，也就沒有政治化到和政黨結盟甚至自組政黨的需求；但是舊族群正義運動往往起源於面對非民主的殖民體制，依所有的掙脫殖民體制的族群運動的例子，恐怕沒有不政治化，有政治結盟和組織政黨的。在解殖民運動中，族群運動甚至很少不採取革命手段的，相比之下，台灣人的族群正義運動中，革命勢力極端邊緣化，應該是已知的解殖民運動中最溫和的例外了；但是再怎樣溫和、再怎樣例外，還是沒有可能自外於政治化、政黨化和直接挑戰體制，重建體制等等全球性的通則。
防範台灣人－這邏輯是戒嚴體制的核心邏輯，但是在戒嚴體制，這又是不可言說、不可討論的佛地魔邏輯，誰要是提起，誰就是挑撥族群衝突，誰就是非法、就是不義；只是佛地魔並不會因為眾人忌口不說就不存在，因此要從魔咒中解脫，只有正面面對，而不是在言說上迴避。
事實上，如果台灣沒有沒有舊的族群正義運動打破了威權體制並挑戰了大中國沙文義的法定意識型態，如今台灣的新族群運動會怎樣發展是非常可疑的。無論如何，要求台灣人的「舊」族群正義運動依著在台灣後發幾十年的新社會運動邏輯進行是不切實際的；同時，人類的反殖民運動，不進一步發展成統獨矛盾也幾乎是找不到的。
新社會運動中的文化多元主義也必定是舊族群運動最應該堅守的價值，尤其必須嚴守不要走上大福佬沙文主義的歧路；但是無論如何，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的客觀既予條件下的運動，是沒有辦法完全依照相同的邏輯運作的。
六、小結
吳音寧現象和族群和統獨並沒有什麼關聯，但是做為反社運政治化論述，對族群和統獨的立場卻是其中無法割離的核心內涵一部份，所以這篇文章從野百合學者的族群和統獨論述出發，以求瞭解他們怎樣從反社運政治化論述走上蔑視政治，再進一步走上完全不了解政治的運作乃至社運和政治的真正關聯的宏觀面貌，從這裡出發，將進一步檢討他們痛批的民進黨背叛社運的問題。
註：
1. 2010版，〈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
2. 李丁讚認為1980是黃金時代，可能因為他認為那時「自發的」運動才開始，還比較少政治力的介入；吳介民認為1990年代是黃金時代，可能一方面是野百合發生在1990年，而且群眾運動在1990年雖抗爭性溫和但規模更為宏大。只是他認為野百合學運「激發了二十年來民主化的契機」，有待斟酌，因為野百合發生在接近民主運動的高原期的尾聲，而不是起步時期。在所謂「黃金十年」的1990年代之前，從1984到1992年，重要運動是：社會運動：1984～1987，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成立、地方反公害環保抗爭接連發生。民眾聚集核四預定地舉行反核遊行，隨後「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成立。1988：520農民運動。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第一個體制外總工會自主工聯成立、桃汽帶動全國各地客運組工會或罷工、台鐵罷駛、二法一案大遊行、石油工會大遊行、新光紡織關廠抗爭⋯⋯。政治運動：1987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隨著在台灣各地舉辦演講遊行。民進黨發動「國會全面改選」運動5萬人包圍中山堂，中斷鐵路交通。 1992民進黨發動總統直選年運動，數萬群眾遊行並佔領後車站三天兩夜。
3. 2014版，〈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走向下一輪民主盛世〉。事實上，他們與其說是太陽花的守護神，不如說他們扮演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太陽花運動中的核心論述，包括反服貿、憲改等等都是由野百合中的學界人士提供的。至於一定要有守護神，有兩個，一個是多數民意的支持，一個是民進黨的立委們，民進黨立委已失去了運動的動能，但是在守護上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4. 同上註。
5. 李丁讚，2007，〈社運與民主〉
6. 馬若孟，王思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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