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濁水
一、從強調恪守憲法到習思想入憲
2012年，習近平剛剛當上中國共産黨總書記，不斷公開演講訓示中共黨員要「恪守憲法原則，履行憲法使命」，第2年，在中共中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接著，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中，習近平強調任何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他對憲法這一連串的言行，獲得普遍肯定，一般認習近平將進一步啟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自由化。
現在，他的黨決定要把習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此後，所謂「恪守憲法原則，履行憲法使命」便是「恪守習近平原則，履行習近平使命」一致了。
從強調恪守憲法到習思想入憲，真是變很大。另外，習近平在2012年批評文革是「十年動亂」，現在他的政府修改課本，淡化文革的災難，同樣變很大。
習近平的黨把習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憲法。此後，所謂「恪守憲法原則，履行憲法使命」便是「恪守習近平原則，履行習近平使命」一致了。（AP）
「偉大領袖的思想」寫進憲法，非常中國特色，中國國民黨始作其俑，中國共產黨後續，但更發揚光大。
1954年中共制定建政後第一部憲法，當時仍活在革命清剛氣息中的毛澤東斷然拒絕把毛澤東的名字寫進憲法的提議。直到1975年中國文革進入最瘋狂階段，毛澤東思想昂然入憲，但那已經是毛澤東去世的昏聵前夕了。再到了1980年代，中國初試自由風，毛澤東的名字雖然仍留在憲法序言中簡易敍述他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但是憲法中沒有了「毛澤東思想」幾個字；再過20年，鄧小平理論入憲，但是，不管是入黨章或入憲都是在鄧去世，而中國陶醉於因鄧的改革開放「大國崛起」勢道生猛急速時的事。1997年，鄧小平理論入黨章，1999年入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寫一起。
就像從恪遵憲法到習思想入憲，在上台之初嚴厲批評文革是「十年動亂」的習近平，現在他的政府同時也修改教科書，淡化文革的負面記載。
就先從教科書改版談起。
二、從批評文革是「十年動亂」到平反文革
中國修改初中教科書，刪掉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課，把文革放進新增的《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一課中，並把舊版中一些對文革的負面形容詞，像「錯誤」、「動亂」、「災難」這些拿掉。教科書的修改帶來廣泛的質疑。質疑中嚴重的，例如，〈美國之音時事大家談〉用了這樣一個標題：「教科書剔除文革「錯誤」，習近平釋放危險信號？」。比較輕鬆的質疑則是說，修改課本中共為了中共自已和毛澤東的「歷史面子」「淡化文革」。更有一種說法是修改課本是因爲文革重要性被「被降級」了。
淡化的說法是失焦的，浮面的說法、被降級的說法更是誤解。因為新課本淡化文革的負面固然是事實，新課本要修改，真正的重點是要強化文革的正確面。直白地說，新課文事實上是對40年前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對文革全盤否定的歷史定位進行了大翻案。
說是翻案，理路很淸楚：舊課本「毛澤東錯誤地認為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一句，對文革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認為文革一起頭就不對；新課本刪掉「錯誤」兩個字改成「毛澤東認為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樣一來，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成了站在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客觀事實上，而「資本主義復辟」對社會主義國家是那麼嚴重，因此文革目標正確無虞，戰略決策妥當，如果有什麼失誤，那也僅只在於執行技術層面而已。
對文革的否定被翻案，居然是習近平全面集中大權之際，再令人吃驚不過。
中國修改初中教科書，刪掉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課，把文革放進新增的《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一課中，並把舊版中一些對文革的負面形容詞，像「錯誤」、「動亂」、「災難」這些拿掉。（圖擷取自《香港01》專頁報導）
儘管他當總書記的第二年，當國家主席的第一年的2013年年底，中共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此後新設財經、網路安全和訊息化、國防、外事等等領導小組，新加舊小組12個全由習一個人直接領導，一步步走向集權；接著對維權、言論自由、傳媒、網路又步步進逼，自由派很快就對他從期待轉向高度憂慮，但是絕對沒有人會想像得到他會對文革進行這樣的大翻案。
為什麼？其理由多多：
一、習近平家族在文革期間被迫害得非常慘烈；
二、文革結束後，他的父親習仲勛是反文革，改革開放重要的推手；
三、在中共18大，他是在連手胡、溫掃平了高舉毛旗唱紅打黑的薄熙來風暴後當上黨主席的；
四、2012年12月，習近平第一次出巡調研，跳過毛澤東革命聖地西柏坡，直接到深圳，向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畫像獻花，強調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接下來習近平沿著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的路線，一路到了廣州。一出手，反文革政策導向意味的象徵意味再濃厚不過；
五、在2013年3月政權交接前夕，當時和他同一陣線的溫家寶警告，雖然已經粉碎了四人幫，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
六、2013年底12月，習近平在山東曲阜首次在公開場合談到了文革對傳統文化的戕害。接著，習近平發表的5000字長文說文革是「十年動亂」，文章中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毛澤東；最後，由於揚棄文革，才有經濟的飛升這是包括中共在內的「全球共識」，也因為揚棄文革，中國崛起，今天習近平才可能揚眉吐氣地要和美國討論怎樣「新型的大國關係」。然而，習近平畢竟是在寫長文說文革是「十年動亂」的5年後，把國家課本談文革時中用的「動亂」兩個字拿掉了。
習近平家族在文革期間被迫害得非常慘烈，而文革結束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反文革，改革開放重要的推手。（圖：網路）
三、反文革／平反文革，矛盾的線索
這一連串的矛盾到底從何而來？這矛盾其實就在習近平本人身上。
2013年，習近平到山東曲阜批判文化造成戕害的同一年。他在中共中央黨校演講話中說，中共改革開放後的30年和之前的30年是連續的「兩個歷史時期」，不能「互相否定」。同一年，他又發表長文闡述這一個觀念。習近平講得非常嚴重，他說這「不只是歷史問題，更是現實的政治問題」；「處理不好，敵對勢力這兩個方面的否定會從根本上「瓦解中國共產黨執政」。他說，蘇共就是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等領袖人物，搞歷史虛無主義，所以蘇聯瓦解了。後30年不能否定前30年？這豈不正是改革開放不能否定文革的意思。這段話，很清楚地交代了今天中共改教科書的根源。
既然重新肯定文革並不只「歷史問題」，還是一個涉及到中共存亡的政治現實問題。那麼，中共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政治現實？回答這問題，如果從共産黨的威望的維護的角度切入，仍然還是表面的。他有更深入的背景—有人的背景，也有政治社會現實的背景。
人的背景
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這主張，最早提出的是中國社科院中極左翼的理論家們。2009年，正是中共建政的60周年，在2009年前後，社科院中與主張「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左王」鄧力群同一路線的朱佳木、王偉光等人，主張毛澤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奠基者，他推動的文革不能全盤否定，「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所以，從人的背景上看，當習近平正式採用兩個不能互相否定的理論時，意味的是他將向左跨步。
1991年《人民日報》發表鄧力群《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一文，批判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後鄧小平南巡，並發布「南方談話」，促使改革開放重新步入正常軌道。鄧力群所扮演的角色被稱為「左王」。左起：朱德、劉少奇、賽福鼎·艾則孜、毛澤東、包爾漢、周恩來、鄧力群、與賽福林的秘書兼翻譯德林（維基共享）。
現實的背景
主要矛盾問題
習的主張被定位是「思想」，地位高於鄧小平的「理論」而和毛澤東思想並肩，真是非同小可。習思想有異於鄧理論的關鍵在於重新設定了國家的主要矛盾。
中共的看法是，各歷史階段有各自不同的社會主要矛盾，這矛盾是不同階段的客觀實際決定的。長期以來，對中共來說，「抓主要矛盾」一直是擬定黨的大戰略、大政策的最核心基礎。毛澤東說，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且看看中共界定的各階段的主要矛盾，從其間可以一一對應到國家最基本的大政策，大目標。
1948年，中共建政前夕，中共界定的第一個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其間有三反、五反運動。
1956年，中共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階級矛盾基本解決，主要矛盾轉換成建立先進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農業國的現實間的矛盾。用白話講，就是「政策要從階級鬥爭轉變到發展經濟提升工業生產力。」
這個定性，毛澤東不滿意，他把調子再往左調，1957年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主張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
1965年，依舊課本說法毛澤東認為主要矛盾是「黨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於是回到「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動文革。
1978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認定「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錯誤方針。
1979年，在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確定矛盾「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社會主要矛盾界定為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此後至江、胡時代一直沒有改變，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提升生產力也一直是國家的核心目標。
這樣，鄧理論在於解決生産力的提升，一方面對內建立「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核心策略—於是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意義是對人民的控制採取嚴格的社會主義手段；另一方面對外韜光養晦，以集中力量拚經濟。
鄧理論在於解決生産力的提升，一方面對內建立「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核心策略—於是所謂社會市場經濟，意義是對人民的控制採取嚴格的社會主義手段；另一方面對外韜光養晦，以集中力量拚經濟。（維基共享）
鄧理論帶動之下，中國啟動了30多年驚人的經濟成長，但是一方面對民眾生活採取嚴厲的社會主義式控制，另一方面讓資本家、權貴資本家對勞工和土地採取最嚴酷的市場機制，進行資本積累和剝削，這樣的制度使中國經濟迅猛成長，但是也創造了世界數一數二嚴峻的貧富差距，使中國成為權貴資本主義帝國。是的，在生産面是資本主義帝國，就分配面根本是反社會主義的國家。分配面的巨大矛盾，使中國不斷地緊縮人民的自由，並花費天文數字來維穩，控制層出不窮的個體性維權和社會群體事件。
險峻的現實，使習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重新界定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這用白話文講，就是承認生産力上不去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分配極度不公平的問題。所以必須回歸社會主義（以及生態主義）以處理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新矛盾。
在向社會主義回歸之下，我們已經看到習近平一方面毫不顧慮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憂慮，逆其道地進一步讓企業體質國進民退、更不用說高唱「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作的」等等；另一方面，早在十九大之前就以橫掃千鈞的力度全面打貪，猛烈程度是屬人類歷史的空前。為了鐵腕雷厲風行，習近平結束了在文革後鄧小平建立起來的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制，採取一人一元化的集權領導。
這樣，主導中國40年的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終於告一段落，由習思想接替。轉折這樣劇烈，於是中共宣布「新時代」登場，「新思想」入憲，在這樣的脈絡下，講究務虛的中共，重新評價文革自然就不在話下了。
打貪、分配公平，回歸社會主義都沒有問題，但是就要伴隨著平反文革？就要一人集權領導？就要在言論、傳媒、維權、網路各方面全面緊縮管制？還有，在國際上結束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戰略後要怎様伸腳出手？
當年毛澤東的文革並不只是關著門搞的，他還向全世界各地輸出革命，不只越戰陡然升級、不只支援東南亞、印尼、拉丁美洲共產黨及社會主義政權，《毛語錄》更在歐美學生運動中風行不已。現在大家應不擔心習近平會像毛澤東一樣輸出共産革命掀起南洋各地暴動造反，但在國際秩序上，中國堅持自已天朝秩序的那一套升高和既有的國際法、國際秩序對撞，以及文化上輸出儒家威權價值與差序格局和自由民主價值互別苗頭，在在都侷促不安、持續漫延。
習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重新界定主要矛盾是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就是承認生産力上不去已經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分配極度不公平的問題。所以必須回歸社會主義（以及生態主義）以處理不平衡和不充分的新矛盾。（Reuters）
四、好在這是美國，好在陳映真的希望沒有成真
最後，新局已經如此，對文革這一個大家耿耿於懷的災難，新課本以「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一句話交代。這句話如果接在陳映真〈我對「余光中事件」的認識和立場〉中教余光中怎様面對文革的話—「經過歷史教育的自己的主體去回眸⋯要學習包容和接納，以大局為重。」文革受苦是「受限於歷史造成的極限、有所不足，就要反思，甚至表態。」之後，理路真再順暢不過了。
對一個受到文革激勵一生無怨無悔的陳映真，他的後半生居然全部活在文革被中共中央定位為「毛澤東有罪」的漫漫幾十年歲月中，甚至他在台灣原來就非常稀少的、心向文革的同志知道文革的災難後，都紛紛驚嚇而脫隊背他而去，例如，郭松棻這樣說：「六十年代全世界的騷動之中，傷了根本，而帶來的創傷最難以癒合，後遺症的病程最長的將是中國─中國的文革。」郭的妻子李渝甚至說「統運和文革可怕的接近起來，接近到使人後來不得不慶幸，好在這是美國，否則暴力已經發生。1」 李渝說的「好在是美國」幾個字豈不是可以換成「好在台灣當時沒有依陳映真的願望被統一，否則暴力已經在台灣發生？ 」
李渝的恐懼就是余光中們的恐懼。
在漫漫歲月中儘管他大受北京統戰禮遇，但是在「真理的道路上」他是愈行愈孤單了，只是陳映真仍不改其志，直到走完一生。如今，基督教家庭出生的他，如果靈歸「有神」的天堂，不知道見到了習近平的新課本又做何感想？會讚嘆上帝終於又讓祂的義行於地吧？
無論如何，陳映真的靈魂也許平安了，但是當今身處民主台灣的統派人士，不論是左統、右統，內心免不了當為習思想入憲和文革的平反大動作為自己在台灣的處境惴惴不安吧。
註：
1．郭松棻文集：保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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