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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濁水觀點》007 · 共諜 · 抓耙仔 · 余光中 · 陳映真與馬英九(一):情報工作的本質和敵我的界定問題

既然政治界定了敵我,使特務不可或缺,因此,政治上敵我關係如果重新界定,特務的任務也會被重新評價。過去威權政權以台獨為敵,所以馬英九這一個國民黨建制精英子弟情蒐台獨情報的心情應該形同《色戒》中嶺大學生決心當國特時的心情。只是如今天轉地換,台獨從「有罪」到刑法100條修法除罪,再進一步成為社會主流價值,馬英九又不是什麼思想能開能閤的人,於是舊日英雄事蹟只就只能硬拗撇淸否認,十分尷尬,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因此才每年都認真地參加228紀念活動。

林濁水

先是余光中過世,他在鄕土文學論戰期間檢舉工農工文學舊事被重提,接著是王炳忠涉嫌菜鳥共諜,現在馬總統也出了狀況,被記者追問當年是不是打台獨人士的政治報告,最近諜影幢幢。

余光中過世,他在鄕土文學論戰期間檢舉工農工文學舊事被重提,馬英九也出了狀況,被記者追問當年是不是打台獨人士的政治報告,最近諜影幢幢。(資料照,記者張忠義攝)

非常意外,查黨産,35年前馬總統在哈佛一面唸書一面做『恐怖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情報蒐集報告的「研究員自述」竟因此曝光,馬總統當年情蒐行動,儘管他硬拗否認,但是鐵證如山,實在尷尬了。他愈反射性地硬拗,愈等於承認蒐集同學情報報告是很不高尚的事。

35年前馬英九在哈佛一面唸書一面做『恐怖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情報蒐集報告的「研究員自述」竟因此曝光。(圖:網路)

做情報工作真的是丟臉的事嗎?至少馬總統在看李安電影《色戒》時,看法並不是如此。

據報導,他很為湯唯、王力宏等人所飾演的一群嶺南大學學生熱血投身特務行動的情節感動,都掉淚了。於是問題來了:如果湯唯、王力宏做特務令他敬佩到掉淚,為什麼輪到自己做特務時就得撇淸?這不是太矛盾了嗎?

事實上,從「研究員自述」中可以看出來,馬總統當年對自己的特務行為是非常驕傲的,在自述中,他說這一切都是「黨國服務,義不容辭」。於是,昔日也,既然是驕傲的事;今天又為什麼硬要拗、迴避? 矛盾之所在,在於特務的本質:既忠心耿耿,又為非做歹。忠心耿耿,才可能為了國家從事風險高得不得了的工作;為非做歹往往是拿到敵人情報甚至實行反情報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見,敵我矛盾的存在是情報工作的根本基礎1

換句話說,特務對國家的偉大貢獻正來自於他對敵的「為非做歹」,或者是以前唐飛在立法院答詢時說的「無所不用其極」上。情報特務工作,因為敵我關係的而確定了他的兩面性,所以馬為自已人「國特」而掉眼淚,為敵人「偽特」行徑而義憤填膺。

情報員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少不了的配置。它的負面稱呼像匪諜、抓耙仔、國特都是;而正面正義英雄形象,影劇化後就是007情報員或《色戒》中的嶺大學生。1962年007電影崛起在冷戰敵我尖銳對立時,現在又因為反恐氣氛而歷久不衰:007影片已經連拍24集,25集明年還要上映,居然紅了超過半世紀,稀奇事物自有其人性的深厚基礎。

情報員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少不了的配置。它的負面稱呼像匪諜、抓耙仔、國特都是;而正面正義英雄形象,影劇化後就是007情報員或《色戒》中的嶺大學生。(Cinenews.be)

既然政治界定了敵我,使特務不可或缺,因此,政治上敵我關係如果重新界定,特務的任務也會被重新評價2 。過去威權政權以台獨為敵,所以馬英九這一個國民黨建制精英子弟情蒐台獨情報的心情應該形同《色戒》中嶺大學生決心當國特時的心情。只是如今天轉地換,台獨從「有罪」到刑法100條修法除罪,再進一步成為社會主流價值,馬英九又不是什麼思想能開能閤的人,於是舊日英雄事蹟只就只能硬拗撇淸否認,十分尷尬,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因此才每年都認真地參加228紀念活動。

馬英九認真情蒐之時,也是他一頭栽進保釣民族主義運動之際。保釣運動又是緊接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向印尼、東南亞輸出革命,毛還被稍後席捲西方世界的激進左翼學生運動當成革命的思想導師等大事之後,並緊接在中華民國被逼退出聯合國前夕。在台灣國際地位危如累卵的大氣候中,中華民族至上主義的保釣運動以左統為主流,1971年9月21日,紐約聯合國總部前,留美的台灣籍學生高舉五星紅旗開道,打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橫幅和毛澤東主席畫像,為一個月後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敲鑼打鼓。

文革、伴隨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而生的台灣主權危機交相作用,強烈衝擊台灣的政治社會。一方面是台灣左統份子雖然極少,卻意氣風發;另一方面台灣黨外和文化界台獨化,而國民黨內革新保台力量也同時抬頭;台獨一旦抬頭,又激化了左右兩路統派的危機意識。於是三路人馬,三角之間,敵我關係全面激化。是時也,在國際上,自己的黨國被美日乃至整個聯合國放棄;在美國,保釣同學中統派主流是左翼文革份子,台籍主流是台獨份子;在台灣,美麗島台獨運動勃然而興,波士頓的馬英九簡直四面楚歌,心境猶如孤臣孽子,在危機陡升的敵我意識中,他熱血賁張地進行「對敵」情蒐。

保釣運動又是緊接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並向印尼、東南亞輸出革命,毛還被稍後席捲西方世界的激進左翼學生運動當成革命的思想導師等大事之後,並緊接在中華民國被逼退出聯合國前夕。在台灣國際地位危如累卵的大氣候中,中華民族至上主義的保釣運動以左統為主流。(台大校史館)

1966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國向亞太、拉美輸出革命、1968西方世界左翼學生運動進入高潮、1970保釣民族主義運動開始,這樣革命那樣的運動在全球各地如此這般地相激相盪,台灣急統份子為之瘋狂,於是感召之下,有人如陳若曦從海外回歸中國共襄文革盛舉;有人如唐文標渡海提頭到台灣搞革命。文革風既然從中國甚至美國穿透戒嚴縫隙掃進台灣,便致命地吸引了激進統左份子。

陳映真說他一生中最大的撞擊,促使他做出改變的便是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文革讓他想像著那是一個人類新世紀的開始。當時氣氛,和陳一起組民主台灣聯盟的楊蔚有此一番真情流露:「起床看報總是先找文革新聞,邊看邊興奮狂叫他媽的,中國人要翻身了!3」 文革開始兩年後,陳映真和一群被文革激勵起來的同志一齊入獄。 事後陳映真回顧説,當年害他們被丟到牢裡關的「民主台灣聯盟」是個「幼稚形式的組織」。意思就是,雖然陳映真和王炳忠,成就、人品天差地遠,但是卻同樣是文藝青年,同樣懷抱強烈得不得了的中國民族主義,一齊為台灣和中國「斷裂」痛苦不已,更為做為一個台灣人要怎樣才能成為真正的中國人苦惱萬分,湊巧的,都為了統一發展了「幼稚形式」的菜鳥組織也都被偵辦,只是一個已經坐過牢,一個案子仍在偵辦之中。

文革以走資派為人民公敵,整人上億,死人數以百萬計,震波所及,西方大學左翼學生為之風靡,震波及於印尼,數十萬華裔犧牲生命,這樣的「大革命」大氣象,令台灣毛派振奮若狂雖不在話下;相對的,敗逃一路被追殺到台灣的中國自由主義份子、右翼人士,舊事既令他們驚魂不定,新風暴更難想像他們能不驚怖萬分。中國政權既然據文革以劃分敵我,發動慘烈鬥爭,隔海相望的台灣,有知有覺者,據文革以劃分敵我,於人性看來怕也是在劫難逃,不必引用德國大師卡爾.斯密特所說的,「政治本質在於劃分敵我」才能了解。

文革以走資派為人民公敵,整人上億,死人數以百萬計,震波所及,西方大學左翼學生為之風靡。(圖:網路)

1977年的〈狼來了〉,檢舉工農兵文學就是余光中在驚怖之下的産品;就如同情蒐報告〈恐怖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是馬英九驚恐下的産品一樣。

冷戰的時代,被文革驚嚇的余光中,類似的爭議,並不只有《狼來了》這一件事。1973年,他發表《詩人何罪》,批評唐文標左傾,從此《現代文學》不再刊登唐文標的文章4。這樣那樣的事,令余光中被指控攀附求寵「呼應國民黨整肅運動」,違背他自己宣稱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他們的立場是,余光中說鄕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是扣人紅帽子,戒嚴時期戴上這帽子,人頭往往落地。不管余光中是不是真的希望有人人頭落地,但是他的文章是為驚嚇之作卻不必懷疑。

對於余光中一直不諒解的,並不只是陳映真這些左統份子;許多和陳映真統獨立場對立的鄉土文學支持者,也到現在都為陳菊悼念余光中而耿耿於懷。

論戰的20多年之後,1998年陳芳明《鞭傷之島》出版,書中披露:

「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長信。」「其中有一份陳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馬克思文字的英譯。余光中特別以紅筆加上眉批,並用中英對照的考據法,指出陳映真引述馬克思之處。」

陳映真認為這封檢舉信附的文件只是副本,正本余給了特務頭子王昇。於是陳映真是指認余光中是抓耙仔了,陳映真和余光中雙方一輩子交惡,直到過世,兩個文學大家餘恨綿綿,各自的支持者也互不罷休。

不管余光中是不是真的希望有人人頭落地,但是他的文章是為驚嚇之作卻不必懷疑。(圖:VCG)

兩岸交流解禁後,兩人在中國文學界都大有歡迎的人。這時頗有陳、余雙方的共同朋友賣力疏通,勸余光中道個歉,以了卻他們心中的憾事。終於,在兩人遲暮之年的2004年,余光中終於發表了一篇文章《向歷史自首?》除否認他曾向王昇告密外,他說:

「我當年被心魔所魅是顯而易見的」,「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

被心魔所魅!余光中話講得真夠嚴重了,但是陳映真一點也不原諒。關鍵仍然在於兩個人仍然被文革隔開在敵我界線的兩邊。

余光中在《向歷史自首?》說他會失去了自由主義作家應該有的修養,這一句在陳映看來分明就是挑釁—說自巳是自由主義者就是挑明了站在主張階級鬥爭的共産主義者的對面。文章中,余光中更說他這一個自由主義者會被心魔所魅,「要把它放回歷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

「1977年,大陸剛經歷文革,喘息未完。在那場浩劫中受害的知識分子難計其數。我於1974年去香港教書,對文革餘悸並不陌生。當時我班上的學生,家在廣東,常向我親述「文革」真相。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萬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當孤憤。」

「某報就曾刊過一首長詩,有這麼一句:『工人一錘,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 在文革震駭的壓力下,心情沈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對茫茫九州鄉思愈深,而對現實的恐懼愈強,其間的矛盾可見於我的詩句「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海外的左派讀到此句,只見梅毒而不見母親,常斥為反華。這就是當年我在香港寫《狼》文的心情。」

當著文革是偉大民族神聖旅程的朝聖者說文革是母親的梅毒,這嚴重就不只是指著和尚駡禿驢了。

何況余光中文章中更提到「2000年後香港「左派」報刊領袖人物羅孚曾公開向我與不在場的夏志清、顏元叔表達歉意」。這簡直說要道歉的不是余光中而是陳映真了。

余光中在《向歷史自首?》說他會失去了自由主義作家應該有的修養,這一句在陳映看來分明就是挑釁—說自巳是自由主義者就是挑明了站在主張階級鬥爭的共産主義者的對面。(圖:網路)

在余光中立場,中國人民被文革荼毒得實在太淒慘了,他既曾深陷恐怖,直到文革結束都30年了,他仍然深記在心不可能諒解。然而,文革縱使令億萬人受難已經不是陳映真能否認的,但在基本立場上他仍然認為文革沒有錯。陳映真回了一篇文章〈我對「余光中事件」的認識和立場〉說:

一個「背叛自己的階級,參加革命的大陸好友」對他說「文革」對她身心、思想、精神的強烈打擊。但是他終於「花去了很長時間,很大的心力,才逐漸克服了思想障礙,超越了歷史加予的傷痕,重新清醒地拾回了信念。」堅持「歷史主義」的態度「經過歷史教育的自己的主體去回眸。涉及到自己,若認識到往日受限於歷史造成的極限、有所不足,就要反思,甚至表態。」

陳映真居然在毛被中共功過三七開,被陳雲認定「文革有罪」之後仍然堅信文革的正確,被鬥的人不是被害而是「受限於歷史造成的極限、有所不足」「要反思,甚至表態。」 縱使「背叛自己的階級參加革命」的對文革被整都反而要「反思,甚表態」,那麼眾多不肯「背叛自己的階級參加革命」的自由主義走資份子在人文革中人頭落地豈不是只是死有餘辜而己。這様的一位人道主義者,他的人道主義能不令自由主義者毛骨悚然?

這就太淸楚了,文革持續地在余、陳之間橫亙成劃分敵我的萬里長城。面對文革,兩個人,一個持續當它是聖山,一個持續當它是梅毒。

由於主權劃分了馬英九和台獨或「美麗島暴力份子」間的敵我,馬英九當起「情報員」寫了〈恐怖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的情蒐報告;由於文革劃分了統左和自由主義間的敵我,余光中寫了〈狼來了〉。而且余光中到了2004年仍然沒有改變他在27年前〈狼來了〉一文中,他「不是戴人紅帽子而是抓頭抓對了」的立場。

到底余光中是不是抓頭抓對了,還是根本是戴帽子?陳映真一直到2004年發表〈我對「余光中事件」的認識和立場〉仍然說余光中是戴帽子。陳映真這說法很奇怪,因為在戒嚴時期為了保護自已,明明被抓頭硬說是被戴帽子是人之常情,但是解嚴後,多數會回過頭來承認,當做自己的光榮記錄。例如,和陳映真同案的丘延亮就公開說他反美、反越戰、反資,被關「我們坐牢都不是寃望(枉)的。5

到底余光中是不是抓頭抓對了,還是根本是戴帽子?陳映真一直到2004年發表〈我對「余光中事件」的認識和立場〉仍然說余光中是戴帽子。(圖:本報資料照)

又,連在戒嚴時期,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時都有施明德為了展現英雄氣概笑傲於軍事法庭大談「台灣應該獨立,而且事實上已經獨立三十多年了,現在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這樣,陳映真說 「在〈狼來了!〉中,余光中先生在當時戒嚴環境中堅決咬住台灣已出現工農兵文藝,通篇指不出哪一個作家的哪一篇、哪一本作品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中定義的工農兵文藝,卻大段引用毛在《座談》中的話。當時對鄉土文學界是一個政治上取人性命的、猙獰的誣陷。」 就真的很難瞭解了。

當然,如果余光中的確像陳映真說的就是要戴人帽子,那就証明和共産主義對立的所謂自由主義者的的確是卑鄙的了。但陳映真的意思真的這樣嗎?現在已經無從證明了。或許從所謂的大歷史主義來看不管意思是什麼都無關緊要了;緊要的仍然是,不管誣陷還是揭發,讓人曝險難道就可以因為敵我關係的存在而沒有悖德的問題,也沒有傷害表達自由的問題嗎?同時,因為敵我關係界定了,情蒐或揭發甚至打壓發表自由的只有站在文革份子對面的「右翼自由主義者」,而文革派都是乾乾淨淨嗎?

假使這樣,那麼2006年陳映真和龍應台關於《冰點週刊》停刊的筆仗又是怎麼一個意思?是不是也是在政治上劃分敵我的一個必然衍生事件。這是要進一步探討的。

就在陳映真剛去世沒多久的現在,北京重印初中歷史教科書,把舊教科書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課拿掉了。媒體有標題說,文革重要性被「被降級」了。是嗎?文革降級了嗎?新教科書做的其實根本是為被陳雲定位為有罪的文革平反。於是看來劃分敵我,數百萬人頭落地,猛烈衝擊西方大學、波及印尼、南洋,也強烈衝擊台灣的文革,後勁還是未了,而余光中、陳映真兩位最受中共重視的文學大家彼此的餘憾將繼續被文革和他們各自的擁護者所鞏固。

註:

1. 在友好國家中也必定佈置情報員,因為友好國家中也會有對我不友好人士或政策。

2. 最極端的例子是蘇聯倒台前,許多列寧主義國家的青年投身特務工作以捍衛列寧主義政權,豈不是和《色戒》中嶺大學生一樣熱血?但是蘇聯瓦解後,特別在東德成為被轉型正義的對象。

3. 季季,《行走的樹》。

4. 但是1975年,他又和趙滋蕃、胡秋原攻擊胡蘭成是漢奸,結果,胡蘭成人被學校解聘,書《山河歲月》被警總查禁,理由卻不能從這個角度解釋。

5. 季季,《行走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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