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雀
在陽剛的拉美社會裡，女人習慣默默付出，面對不公平待遇也總是暗暗忍受；不過，一旦有機會讓她們出頭，表現絕對勝過男人，甚至驚天動地。的確，綜觀拉美歷史，無論獨立戰爭、抑或社會革命，女人的貢獻頗多，不僅是男人背後最大的支柱，也是社會安定的力量，更悄悄為拉美女權主義寫下重要扉頁，更難能可貴的是，原住民婦女並未在社會運動中缺席。
厄瓜多的原住民人口約一百萬，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與祕魯、玻利維亞相較之下雖然原住民人口少，但卻出現多位原住民人權鬥士，其中包括多蘿蕾斯．卡關戈（Dolores Cacuango，1881-1971）等幾位女性，為原住民受教權、生存權與土地改革而投入社會運動。不必諱言，有賴原住民婦女的長期抗爭，才得以左右當時的政治局勢，進而協助男性左派領袖組織工會、勞工同盟、厄瓜多印地安人聯盟等。
多蘿蕾斯．卡關戈為原住民受教權、生存權與土地改革而投入社會運動。（Plan V）
在厄瓜多東北部有一個名為卡掦貝（San Pedro de Cayambe）的村落，當地主要生產花卉、蔥、馬鈴薯、小麥等作物，也發展乳牛等畜牧業。由於農、牧業需要大量勞力，殖民時期的大莊園制（latifundio）依舊存在。多蘿蕾斯的父母即為當地聖保羅．屋爾庫（latifundio de San Pablo Urcu）大莊園的農奴。所謂農奴，係不支薪的變相奴隸。生在這樣的家庭，她注定得踏上父母的後塵，棲身茅廬，目不識丁，只操克丘亞語（quechua）。
少女時代的多蘿蕾斯為了替父母還債，而前往首都基多，在有錢人家裡幫傭，也因此才開始自學西班牙文。多蘿蕾斯嫁給同樣社會階級的農奴路易士．卡圖關巴（Luis Catucuamba），與丈夫生下九個小孩，其中有八個孩子因病早夭，僅有長子順利長大成人。她的社會參與係受到同村的一個印地安人所啟發。據信，這個印地安人名為胡安．阿爾巴莫丘（Juan Albamocho），他喬裝成乞丐，坐在律師事務所門前乞討，偷聽律師之間的對話。胡安．阿爾巴莫丘回到村落後向村民表示，惟有透過法律才能保護原住民，村民於是著手研究法律，思索如何讓政府為原住民訂定相關保護法令。
出身農奴家庭的多蘿蕾斯注定得踏上父母的後塵，棲身茅廬，目不識丁，只操克丘亞語。（uwastudentguild.com）
此外，多蘿蕾斯聽聞多起昔日原住民的起義事跡，漸漸重視社會運動。1926年，多蘿蕾斯當時已經四十四歲了，她卻毅然決然參與生平第一次社會運動，反對大莊園的剝削。在厄瓜多政府同意原住民組織工會之前，多蘿蕾斯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無懼於大莊園主與軍隊的血腥鎮壓，號召一些婦女共同參與起義行動。在經過1931年的激烈抗爭，多蘿蕾斯終於協助男性同胞順利組成工會，並奠定她女性領袖地位，在往後的社會抗爭行動中她總是勇往直前。1964年，厄瓜多政府頒布土地改革法，她雖然不甚滿意，但為了肯定政府的善意，她率領一萬名卡掦貝原住民前往基多，並在大學劇院發表一場扣人心弦的演講。
除了工會組織、勞工權益、土地改革等議題外，多蘿蕾斯也關心原住民的受教權，因而與另一名原住民女性領袖瑪麗亞．露意莎．葛梅斯．德拉托雷（María Luisa Gómez de la Torre），在各地工會成立原住民學校。由於她的共產主義色彩濃厚，多次遭政府迫害，所棲身的茅廬不是被燒，就是被毀。在她八十二歲高齡仍得四處躲避政府的追緝。
多蘿蕾斯也關心原住民的受教權，與另一名原住民女性領袖瑪麗亞．露意莎．葛梅斯．德拉托雷（左），在各地工會成立原住民學校。（civilizacionsocialista.blogspot）
多蘿蕾斯的晚景頗為孤寂，甚至被遺忘，最後於1971年辭世，享年九十歲。晚近，厄瓜多為了感念她的貢獻，壁畫家將她與其他民族先賢一同繪在立法宮（Palacio Legislativo）的牆面上，在卡掦貝也有一幅展現她那堅毅容顏的壁畫。目不識丁的村姑成蛻變為原住民婦女運動領袖，多蘿蕾斯為厄瓜多所創造的歷史，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多蘿蕾斯最令大欽佩之處，除了她的勇氣之外，就是她那些至今仍令人蕩氣迴腸的名言，例如：
「我們宛如荒野上的芒草，雖然遭拔起，但仍會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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