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操司想傳媒
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席捲韓國票房，在台灣也開出票房佳績，同時再度喚起觀眾對1980年光州民主化運動的認識。飾演本片司機大叔的宋康昊（송강호）曾多次獲得韓國電影獎項，有韓國「國民影帝」之稱，這次《法操》想帶讀者分析的法律電影，是另一部他在2013年所主演的《正義辯護人》（변호인）。
本片以韓國已故前總統盧武鉉為故事原型，並以發生在光州事件後一年的「釜林事件」為背景，描述由宋康昊主演的一位稅務律師宋佑碩，因為親如家人的老闆娘兒子朴鎮宇，被依赤色分子（共產主義分子）罪名被捕，而踏上人權辯護之路。
獨裁政府下的釜山 對人權的嚴重侵害
貫穿本片的釜林事件，發生在1981年釜山，當時的全斗煥政府為整肅赤色分子，以閱讀禁書為理由，逮補在釜山組成讀書會的大學生22名，並以違反《國家保安法》罪名起訴，被告各別被判處1到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看到這裡，不禁讓人想起發生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同樣是以肅清異己為由，對人民進行思想控制，嚴重侵害我國憲法第11條所保障的：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進一步以本片劇情來看，會發現不僅起訴的罪名有疑，程序上也完全不符合法治國該有的樣子。首先，警方在未出示逮捕令的情況下，就將朴鎮宇抓起來，若依我國刑事訴訟法來講，雖有規定無須令狀就能直接逮補的情況，但此情況是在遇到現行犯、通緝犯、或是犯罪嫌疑重大者身上。
宋佑碩律師在對逮補學生的車東英警官問話時，車東英以《國家保安法》的程序是「先逮補，再補相關手續」作為理由，而《國家保安法》的制定背景，其實是1948年為對抗朝鮮（北韓）政府所立，主要內容為處罰反國家、反政府行為，與我國在邁向民主化前曾經歷的過去頗為相似，顯示在獨裁政府下法律的空轉，以及對人權的壓迫。
除此之外，警方對學生以刑求、逼供的方式迫使他們認罪，也是現代法治國完全禁止的，更不得以此逼供下的自白書做為證據；而程序上被告進入法庭，卻仍被上手銬，是違反韓國刑事訴訟法第280條、等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2條的規定，一再顯示在當時的歷史背景，政治凌駕法律，更遑論正義能水落石出。
民主自由的價值 人民監督政府的重要
在觀看本片時，讀者或許會對司法的黑暗和不公平感到氣憤，但除此之外，《法操》認為「人民的無知與冷感」是同樣可怕的事。在觀察宋佑碩律師的心境轉變，會發現與計程車司機金四福相同，一開始在看到社會事件時，都曾說過類似「好好的大學生不讀書跑去抗議」的話（在台灣似乎也不陌生？），正因自己平時奉公守法，努力追求安穩的生活，於是滋事的群眾就變成無所事事、破壞社會安穩的毒瘤。
另一方面，釜林事件和光州事件都因消息遭政府控制，因此人民透過電視、報紙接收不到真實的消息，甚至是遭到竄改、刻意醜化當事人的新聞，使人民「知的權利」受到嚴重限制，宋佑碩律師也是因為朴鎮宇被捕，才得以發現事情的真相。
這時，我們會發現憲法所保障的新聞自由有多重要，雖現今台灣社會對媒體亂象的批評沒有少過，媒體自有該檢討的地方，卻也不能否認媒體具有監督政府，獨立於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第四權」的重要性，若當媒體成為政府控制的發聲管道，人民失去真相，將使政府的權力無限上綱。
當人民對政治無感，對社會事件冷漠，就可能放任政府權力的膨脹與為所欲為，而抗爭行動正是那個時代對獨裁政府的不滿，與對民主的渴望，套句朴鎮宇說的台詞：「如果參加示威就要遭到天譴的話，那些逼得大家不得已進行示威的人們，該得到什麼懲罰？」
我國與韓國，在轉型成民主國家的道路上，有許多類似的歷史軌跡，透過《辯護人》不僅是對法律、政治和歷史的認識，也是反思並珍惜現代得來不易的民主價值。
參考資料：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法操 《正義辯護人》：守護人權與法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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