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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超A評論》漂流到日本的阿美族舅公:異地生根的當代離散

台灣島上的各族群因為許多際遇的移動,形成多樣的生命經驗,阿美族人也在戰爭動員和經濟浪潮下,有各種類型的離散,阿美族人的流離故事,跟著族人喜愛探索的步伐,從到離鄉尋覓到異鄉扎根,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沒有停歇過。例如D’rop的舅公Tuni的故事

李宜澤/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島上的各族群因為許多際遇的移動,形成多樣的生命經驗,身為原住民族的阿美族人,也在戰爭動員和經濟浪潮下,有各種類型的離散。日本治理時期,殖民政府半強迫半誘使太巴塱和靜浦的阿美族年輕男子離開南部家鄉,到花蓮興建港口和鐵路,隨後和在北邊的阿美族姑娘認識而定居;吉安東昌村落的最後一位男性祭司長老,就是從靜浦到花蓮應徵鐵路工人時,認識在附近放牛的太太而婚入,在他鄉落戶並成為重要的村落儀式執行者。戰後工業發展與十大建設,另一個世代的阿美族年輕人離開東部原鄉到西部去蓋高速公路和機場,回到家鄉後原來墾殖的旱田,卻被西部轉移過來的八七水災難民搶先登記,只能以好不容易存下來的錢把自己的開墾地「買回來」。在同一個世代,另外一批年輕阿美族人,跟著榮工隊或是農技團,到沙烏地阿拉伯蓋公路,到印尼蓋機場,或到南非開墾荒地變農場,或甚至決定留在非洲,還把馬蘭一帶的親人也一起招呼過去,就這麼留到第三代。

阿美族女性也不遑多讓。戰前的南勢阿美族人(指的是居住奇萊平原,花蓮北部的阿美族),因為與日治時期吉野移民村地緣相近,已經開始有許多以慶典活動呈現「高砂族風情」的豐年祭表演模式。這樣的模式到戰後在花蓮地區發展出四家所謂「山地歌舞」文化村:分別是在北埔大理石工廠內的「南島文化村」,在水源地的「東方夏威夷」,在瑞穗地區的「紅葉文化村」,以及位於吉安鄉南濱公路旁,仍在營業中的「阿美文化村」。

阿美族人向來能歌善舞。(圖:花蓮縣政府-花蓮觀光資訊網)

阿美文化村在1955年左右成立,由擔任國民黨縣黨部書記的阿美族仕紳許木碇與身為縣議員的太太林春瑛發起經營,透過地方人脈取得客源。在荳蘭部落內(如今田埔地區)設立的阿美文化村,全盛時期招攬年輕的阿美族女孩,以專業舞蹈的方式訓練歌舞順序,改編現代式舞蹈「阿美三鳳」,提倡原來在祭典時期才能穿著的紅色服飾上台,並且改良複雜的傳統女子帽花為簡單打結頭冠。這些改變就在部落家戶的資本需要快速累積的時候發生,並沒有產生太多的文化衝突(至少比從傳統神靈信仰轉變到基督宗教要容易)。除了在花蓮家鄉部落附近表演,文化村表演隊更遠征到台北的國賓飯店,甚至挑選身材高挑舞蹈精湛的兩個特別代表團,到日本的東京,大阪,熊本,靜岡,富山等重要城市進行表演。

我的阿美族乾媽Abi 就是在國賓飯店表演的時候,遇上正在台北遊覽的荷蘭商船船員乾爸。兩人認識後請朋友以英文代筆的方式通信兩年,乾爸決定來台灣迎娶她。才二十歲的乾媽遠嫁荷蘭時,一句荷蘭語都不會說;從比手畫腳到和剛出生的大女兒一起慢慢學,展開在異地落根生活。

有以歌舞表演機會主動選擇異國婚嫁,但也有非自願流離後想要回到原鄉,卻因為通訊受阻而落戶異國的人生。

乾媽娘家在花蓮荳蘭部落,家中的大姐Bah(也就是我的大阿姨)當年配合日本風俗改革,而「嫁到」鄰近的里漏部落(現在的東昌村),與擔任消防隊員的先生Hafay結縭。當年的結婚典禮還特別在位於現今宜昌國小位置的神社前拍照留念。大阿姨的兒子D’rop算是我在部落裡的爸爸,六月初南勢阿美族捕魚節假期Miladis,是全家圍坐享受一年當中最重要的吃魚活動。此時,爸爸D’rop提到了一位因為跑去捕魚,而陰錯陽差留在日本的舅公。舅公輩份高早已過世,但家中的其他晚輩大半也不知道這位人物。於是爸爸講了當年到日本尋找這位家族人物的故事:

Faki(是阿美語裡面稱呼舅舅的方式)Tuni是D’rop的舅公,戰爭時期原來想自願去南洋參與高砂義勇隊,但是在基隆上船前反悔開小差,逃離等船的軍隊,跑去幫當時從神戶來到台灣運補的漁船當船工(看來跟後來許多阿美族年輕人的選擇相似)。船在沖繩外海作業一段時間後,因為盟軍的轟炸以及跳島攻擊策略,被迫轉入沖繩港口。不久後戰爭結束,船籍神戶的漁船航行歸還原港:其他船員都是日本籍,但是舅公自己身上沒有任何台灣方面的身份證明,也只會簡單的日語,只有下船後尋找地方落腳再打算。舅公就自己在神戶附近的山坡上做了工寮,過了一段像阿美族在野地求生的日子(有如高砂義勇隊,但不在戰地而是在戰後的日本),熟悉環境與村落之後開始為附近的小公司做板模工(如同戰後的阿美族人,但不是在台灣而是在日本)。附近的日本人家看他勤奮,讓他娶了自己的女兒。就在神戶定居下來。但從來沒機會和吉安荳蘭的家人聯絡。家裡的人以為他從軍去但沒有回來,軍方也沒有派人來表示該員陣亡或失蹤,以為已經不幸在戰地裡死亡,於是戰爭結束後三年為他做了牌位,供奉在荳蘭老家裡。

高砂義勇隊是日軍在二戰期間動員台灣原住民前往南洋叢林作戰的組織。(圖:網路)

1978年,舅公已經在日本過了三十年,紅極一時的「阿美文化村」到大阪做第一次的商業表演。大阿姨的二個女兒也跟著歌舞表演團到日本。阪神地區盛大廣告,舅公從報紙上看到「台灣花蓮地區的阿美高砂族歌舞團」廣告,心想可能會有自己認識的鄰居甚至親人的可能,特別從神戶近郊一路來到大阪的表演場地去觀賞。當時文化村為了團體紀律,團員禁止與日本人外出。他以阿美話跟帶隊的族人說明,經過名字的對照果然找到家族的姪孫女。但兩人從來沒有看過舅公,驚訝之餘卻不敢確認。一起合照並留下在日本的地址電話後,準備回台灣再詢問打算。回到台灣兩人把照片和聯絡方式給家中長輩看,家族親人非常驚訝,連忙把牌位丟掉。當時在花蓮村落裡的電話不普及,於是沒有從台灣打電話進一步聯絡,想說過陣子再來看看。

兩年後的1980年,D’rop在台灣的榮工處成為鑽探技師,有機會隨當時的「台灣探勘行」(後來的「台灣探勘公司」)到日本工作六個月,出發前特別帶了舅公的聯絡電話和地址,想要找機會確認一下。他的工作地點在石川縣一帶,與大阪地區相距約三百公里。當時申請的簽證是去日本做「學徒」,但實際上是做山區鑽探技師,一人獨當一面。每週以當時日本技術平均的長度12公尺為進度鑽探,如果多推進一公尺就有半天加班費。

D’rop 後來想到把人力鑽探機的鋼索螺絲,連結到鑽探隧道台車的辦法,以台車的力量協助而不只依靠人力,馬上賺了比同僚多的加班費。兩個月之後,日本同事問他怎麼辦到?他毫不藏私地傳授給其他人,日本同事都非常佩服他腦筋動得快!

工作的六個月期間正好碰上日本的盂蘭盆節,有十五天的休假自由時間。於是他在石川第一次跟公司借了電話打,與從來沒有碰過面的舅公聯絡上。同時向同事詢問如何從石川到神戶,自己一人坐高速巴士到神戶車站,坐在車站前廣場等待。D’rop記得當天非常熱,他只帶兩套夏天用的衣服換穿和一個小行李。坐在車站前的廣場等了大概半天時間,身上已經濕透了。下午兩三點左右,有一位高大瘦長的男子向自己走近,對方看起來有阿美族的輪廓,但是很日本紳士樣的打扮。D’rop鼓起勇氣,以阿美話試探性地開口問:

「Ci wawa ni Havai ato Bah ako… ano Faki Tuni how? (我是Havai和Bah的兒子,請問你是Faki Tuni嗎?)」

舅公聽了站在原地淚流滿面, 兩個從來沒見過面的舅孫抱在一起痛哭。

Faki Tuni在日本的妹婿正好是計程車司機,那十天左右於是在阪神地區不斷地遊覽,最後還遠到東京去。舅公不斷詢問家鄉親人的狀況,也很抱歉沒有機會參加爸媽的喪禮。D’rop一直在偏遠的工地工作也沒有進城採買,衣服的腋下都已經破損了。舅公日本太太看到,請他換下來直接以隨身的針線包縫補好,並且買了許多當季的衣服給他。最後請他回到神戶郊外的家中住了四天。隔了三十年,舅孫倆人好像傳說裡面被浪沖到海島生活幾天後,回到家鄉卻已經過了數十年的故事主角。要離開神戶時,Faki Tuni把當年離開家鄉時保留的個人衣物,家裡不用的舊衣物兩大箱,託給D’rop帶回來。D’rop完成工期回到台灣後,大家終於確認舅公真的還在日本,但是舅公同輩的親族大都已經過世,只有偶而用日文寫信聯絡,也沒怎麼打電話聯繫。

六月初的捕魚祭是阿美族重要的聚會節日,更是部落男子到近海捕魚後回家分享的表現時刻。圖為花蓮高中退休老師張文良所展示阿美族捕魚祭舊照片。(記者林欣漢翻攝)

兩年後的1983年,家族當中的另外兩位女性成員再次跟隨「阿美文化村」到阪神地區做台灣山地舞蹈巡迴表演,這次雖然有打電話與舅公聯絡上,但當時他已經臥病在床,因此沒有去探望他。一年之後,舅公唯一的兒子捎信回台灣,傳來舅公過世的消息。

六月初的捕魚祭是阿美族重要的聚會節日,更是部落男子到近海捕魚後回家分享的表現時刻;以前的老人家會訴說以小竹筏划到外海後,在沾酒祝禱Mivdik之後,平靜地海面突然出現成群飛魚的故事。在村落家人團聚時刻,D’rop爸爸說了這個塵封已久的故事,好像在日本落腳卻沒有機會再參與捕魚祭典的舅公,也一起回到家裡一樣。阿美族人的流離故事,跟著族人喜愛探索的步伐,從到離鄉尋覓到異鄉扎根,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沒有停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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