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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伊朗與西亞世界》川普與西亞世界

川普那帶有一點封閉性質的論調之所以受到支持,不妨視為是美國人民某一部分孤立主義的表現-無論是不是其他社會或經濟的因素影響。「孤立主義浮出水面」是川普出線的主因之一。

陳立樵/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2016年11月,美國總統選舉結果出爐,由相當不受主流輿論青睞的川普當選。回頭檢視川普在選前的言論,看似對穆斯林極不友善、對遠在西亞的敘利亞內戰及伊斯蘭國都有自己的看法,於是各個媒體、評論家便開始預想川普正式就職之後,世界局勢將可能會有巨大的變動。不過,川普都還沒就任,大家又何必想太多?

美國總統選舉或世界各國的選舉並不是今天才有,對於候選人選前的言論又有什麼好掛心的?

川普說過,要拒絕穆斯林進入美國,也要蓋一面牆把美國與墨西哥隔開。他看似是所謂的孤立主義者,也是個擴張主義者。只不過,在美國歷史的發展中早已有孤立與擴張間的掙扎,川普當選總統的意涵,也不過只是開始另一個階段的掙扎。

川普說過,要拒絕穆斯林進入美國,也要蓋一面牆把美國與墨西哥隔開。他看似是所謂的孤立主義者,也是個擴張主義者。(EPA)

美國國父華盛頓主張美國人只管美洲事、孤立於歐洲事務之外,到了19世紀中葉則是由門羅總統的「門羅主義」確立美國的孤立主義。當然,這並不代表美國完全不在意周邊事務。到了19世紀末,美國已有較穩定的發展,便將觸角跨過太平洋伸入到亞洲地區。儘管還不算不介入歐洲事務,但開始「雞婆」處理太平洋與亞洲問題,也算是稍稍跨出孤立主義的藩籬了。

1917年,美國參與一次大戰,威爾遜總統試圖處理戰後事務,眼看美國將成為主導歐亞新秩序的要角。然而,孤立主義此時「回魂」,當時的美國國會不同意簽署《凡爾賽和約》,也不同意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就算威爾遜四處求爺爺告奶奶也沒有用,終於在1924年抱憾而終,成為美國在孤立與擴張間掙扎之下的犧牲品。這是美國對外政策的轉折,只是世界局勢的發展又推著美國不得不介入外界事務。

二次大戰後,全歐洲國家都垮了,此時蘇聯的共產勢力已臻完善,實力也已堅強,這使得美國必須得跨出美洲,與蘇聯正面對決。雖說這正是所謂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這類意識形態的交手,但就事件的本質而言,這單純是國際局勢惡化到極點時,所出現的兩強對立結果。往後美國沒有機會再談孤立主義,畢竟美蘇冷戰延續了近半個世紀,不可能讓美國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歷任總統也只能讓局勢逼著與共產勢力攪和。儘管越戰如絞肉機般絞碎美國,但就算再沒勝算,美國也只能撩下去。

威爾遜試圖處理一戰後事務,然而,孤立主義此時「回魂」,當時的美國國會不同意簽署《凡爾賽和約》,也不同意美國加入國際聯盟。(http://www.history.com/)

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雖然意外獲得世界霸主的地位,但2001年的9-11事件卻重擊了美國。很顯然地,之後美國在西亞的戰爭完全失敗作收,單單是追殺奧薩瑪拉登(Osama bin Laden)就用了10年的時間;弄垮了海珊(Saddam Hossein)政府卻換來更糟糕的伊拉克政局。這些重大挫敗,大概就是孤立主義逐漸不再「潛水」的原因。當孤立主義花了幾年時間浮出水面,結果就是讓川普這樣完全與政治無關、也沒有政治經驗的素人當選總統。

他那帶有一點封閉性質的論調之所以受到支持,不妨視為是美國人民某一部分孤立主義的表現-無論是不是其他社會或經濟的因素影響。「孤立主義浮出水面」也可做為川普出線的主因之一。只是,長久以來面對政治人物的起落,照理說,人們應該也會有「無論誰當選一切都不會改變太多」的體認。

以2008年歐巴馬當選總統為例,國際輿論又怎麼看歐巴馬如何改變美國與伊朗之間的關係?當時筆者很無知地問了一位伊朗朋友:美國與伊朗的關係會不會變化?他的答案很簡單:「不會。歐巴馬當選又怎樣,美國還是美國啊!」雖然答案有點無厘頭,但確實是很有道理。當然也是因為這個朋友的立場是支持1979年革命以來的反美行動,所以他會有這種答案很合理。不過,美國對於伊朗,甚至是整體西亞政策要有所改變,絕對不是簡單的事情。

回頭再看1997年當選伊朗總統的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他主張「文明對話」(Dialogue among Civilisations),而同時期,美國開始也與伊朗展開非政治面向的交流,這樣的演變,看似雙方關係將有進一步的變化。然而,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隔年美國公布的三個「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國家中,伊朗依然是其中一國。

1997年當選伊朗總統的哈塔米(圖)主張「文明對話」,同時期,美國開始也與伊朗展開非政治面向的交流,然而,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隔年美國公布的三個「邪惡軸心」國家中,伊朗依然是其中一國。(Al-Monitor)

只能說,國際局勢的變化並是不能單純看某國的哪位總統當選,或某兩個國家關係開始靠攏,就能得出會往某一方向邁進的結論。因為前述這些都是主觀因素,還有更多的客觀因素要考量。哈塔米與柯林頓時期的伊朗與美國可能進行交流,這屬於主觀因素,但突如其來的9-11事件就是客觀因素,而且這個事件大大地改變了往後美國對於西亞地區的政策。而這樣的方向變動,是歐巴馬怎樣也不可能扭轉的。或者應該說,歐巴馬絕對沒有想要扭轉政策方向的念頭,這從在他任內美國對於西亞地區的軍事行動較之過去不減反增就可看出,同時也讓2009年頒給他的諾貝爾和平獎成為該獎項歷史的一大笑話。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說川普絕對不見得有能力扭轉美國政策既定的方向。

再過一陣子,他即將成為正式的美國總統,人們都想看他如何兌現過去曾說過的話。只是,如本文開宗明義所述,選舉這種事並不是世界首度,大家應該也都理解候選人當選前的言論,往往都是一張張的空頭支票。當選前,政客沒有政治責任,首要目標就是打擊對手,當選後進入體制,選前那些大膽的承諾也得接受體制的約束而做出調整。這不是政府體制僵化的問題,而是當選人及其幕僚團隊心知肚明,喊喊口號絕對比付諸實行容易多了。

國際關係的變化與走向參雜了許多主客觀因素在其中,每一個事件的發生都可能產生令人無法理解的化學效應。僅管歐巴馬任內的美國其西亞政策並沒有比較妥善,但川普大概也不太容易進行調整。說不定,現在落選的希拉蕊心裡還會很阿Q地安慰自己:「還好沒當選,不然歐巴馬的爛攤子就是由我接收了。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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